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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老閨蜜》,導演喬梁表示這是一部回歸中國敬老尊賢的傳統文化,在飽和的年輕題材市場外,集中展現年輕態老年生活的“逆時尚”之作。從業20余年,作為導演,喬梁在偏愛的現實題材作品中關注和思考中國的變化。作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他在教學中“教學相長”,傳承北電傳統,培養新人,用作品向世界綻放中國電影人的榮光。從中文系畢業的文學青年到作品頻獲國內外大獎的“學院派導演”,在他看來,人生就像拍戲,隨心而動,無須設限,應該從容面對,享受當下。正如他所說:“每個年齡段,都有每個年齡段的美好。人可以老,夢還年輕。”
老,不可怕,每個年齡段,都有每個年齡段的美好
Q:是什么樣的初衷和緣由,讓您拍了《老閨蜜》?
A:中國是一個尊老、敬老、愛老的國家。敬老尊賢曾是中國乃至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方國家百代相傳的優良傳統。在周朝,每年舉行一次大規模的“鄉飲酒禮”活動,旨在敬老尊賢。禮法規定,70歲以上的老人有食肉的資格,享受敬神一樣的禮遇。在民間60歲以上的老人,可以接受兒孫的祝壽,直至清朝乾隆年間還舉行過大型尊老敬老活動——千叟宴。
然而,不知從何時起,中國變成一個年齡歧視嚴重的國家。在時代快速發展下,人們對衰老特別害怕,過了三十就很焦慮,感嘆自己“不行了,我老了”。另外,當下社會崇尚年輕,崇尚青春,包括商業、商品基本都是主打年輕人,尤其是影視行業,都拍年輕人喜歡的題材,要求越來越時尚。一些古裝片里的太后甚至都是三十多歲的人演的。這些可能給觀眾,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一種焦慮的風氣。中國現在變成了老齡化社會,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面臨著很多社會問題,所以我就特別想拍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戲里,五個老太太分別代表著老年社會中不同的問題:梅姨代表著那種失獨老人,潘虹老師扮演的艾琳是那種外表要強,但是內心不得不面對衰老和病痛絕癥,這樣一個不再美麗的女人。宋曉英扮演的宋老師就是個“老少女”,永遠拒絕長大,不認老不服老,什么年輕,什么時髦追什么。許娣老師扮演的退休醫生,精力旺盛,注重細節,給兒子的生活帶來很多麻煩,最后她也懂得了“放下”,懂得另外一種生活的美好。吳冕飾演的紅姐是典型的,我們媽媽的代表,管老公、管兒子、管女兒、管孫子,家里什么事都管,最后雞飛蛋打,什么都沒搞明白。她們都有各自的社會問題代表,還由此映射到了醫療問題、拆遷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等,最重要的就是“抱團養老”的問題。何為“抱團養老”?指的是志同道合的老人,不依靠子女,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彼此慰藉精神上的空虛。這是比老年人活動中心更進一步的養老模式。
Q、拍攝《老閨蜜》,最大的困難或挑戰是什么?拍攝過程中,有沒有讓您難忘的事?
A:對于導演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群戲。《老閨蜜》的很多戲,都是五個人一起的群戲。那么這種群戲的處理在節奏把握、在調度上都會讓導演挺吃勁,難度不小。現場我開玩笑說,哪怕今天拍攝少一個,就是四個我都會舒服一點。對于我來說,這是最大的挑戰。對于五位老師來說,因為她們年齡畢竟都大了,每一個人的重場戲,在體力和精力上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她們能拿下,特別了不起。因為每個人的重場,基本上都是一天十幾場戲,一共連著拍十幾天,特別不容易。
拍攝過程中令我難忘的事有很多,最難忘的是這五位老師,她們所表現出的那種藝術家的素養。像王馥荔老師腰不好,開始我都不知道,但她在片場一直堅持,為了演好梅姨這個角色,她還去咖啡館體驗生活,學習做咖啡。潘虹老師,她的臺詞特別多,她的睡眠也不是很好,于是她就把劇本放在床邊,醒了就看,看了再睡,醒了再看。近七十歲的人,除了拍戲、睡覺的時間,她幾乎都在背劇本。
每個人對這部戲都有巨大的付出。像許娣老師,給自己設計一些爬高、翻墻的動作,我還擔心安全,她自己就上了。包括宋曉英老師這次的角色對她來說也是巨大的挑戰,常演革命者的她從來沒有塑造過這樣的角色。這個角色也是以前電視劇中,從未有過的一個老人形象——老少女。包括吳冕老師,對自己要求特別高,每一句臺詞她都會細摳,每一場戲都一遍遍磨,直到滿意為止。這樣的一群人、一些事都讓我非常感動,歷歷在目。
Q、《老閨蜜》哪場戲最讓您難忘?為什么?
A:最后一場,潘虹跟四個人告別的時候。那場戲,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狀態都對,她們真的是飆戲,看到她們的戲那么好,我很享受,這是我印象最深的。
Q:《老閨蜜》是老年題材劇,但在您的執導下,這部劇并不暮氣沉沉,氛圍沉重,反而青春感十足,帶有鮮明的輕喜劇風格,讓中國的老年題材劇煥然一新,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風格突破?
A:每個年齡段都很好,并非我們到老年了就應該怎么樣,我們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們不想拍暮氣沉沉、婆媳大戰那類的東西,我要拍一個青春版的老年題材劇。所以《老閨蜜》在節奏上很明快,色彩是明亮的,屬于輕喜劇風格。當然劇中也有很多感人的地方,但主要風格是輕喜劇,很多橋段都是帶有幽默感、生活化的片段。
Q、作為導演,您覺得《老閨蜜》向當下觀眾傳遞了怎樣的主題價值觀?
A:《老閨蜜》聚焦的是全球老齡化問題,展現了一些老齡社會的現象,也是想告訴大家:老,不可怕,每個年齡段,都有每個年齡段的美好。我們要去學會享受,不要因為焦慮錯過了這個年齡段該有的那種東西。另外,我也希望年輕的觀眾看到這部劇后會覺得原來老不可怕,我希望老了后,也過這樣的生活。我最近看了一些網友的評論,有這樣的反饋聲音,我很高興。
生活就是這樣,我們既是演員,也是觀眾
Q:您和您母親的感情特別深,《塬上》獲獎后,您在莫斯科領獎時當眾說要把這個大獎作為母親的生日禮物。您母親說過一句話讓您印象深刻:如果你的臉上滿是笑容,就騰不出地方流淚了。在您眼里,母親是個怎樣的人?拍完《老閨蜜》,您是不是對您母親有了更深的感情和認識?
A:我弟弟有句話說得特別有意思。我弟弟看了第一集之后,跟我媽說:“這五個人里面,都有你的影子。”其實你創作一個東西,你肯定會從身邊人中汲取一些東西。這五個老太太里,我媽的確都有這個影子。母親對孩子的影響,是巨大的。我當導演,學拍片,走影視這條路,都跟我媽有特別重要的關系,她非常支持我。
Q:《老閨蜜》其實說的是一種活法,一種人生態度。人的一生,渡情渡難渡心方能渡自己。您認可這個觀點嗎?你怎么看待人生和老去?
A:我就覺得享受生活,享受當下。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很精彩,不要因為嘆息自己的青春易逝,而錯過了今天的美好。我覺得無論是生老病死、愛恨別離,只要我們能用一個平常心去看它,其實都會無比美好。就像我們看電視劇,當你跳開,置身度外地去看劇中的悲喜,你都會從中獲得一種享受。生活就是這樣,我們既是演員,也是觀眾,只要你用一種觀眾的心態去面對,你的生活就會很精彩。
Q:您是教授、導演、編劇,既拍電影也拍電視劇。在您看來,拍電影和拍電視劇哪個挑戰性更大?即便是電視劇,您的作品也有鮮明的電影拍攝手法和高級質感,風格獨特。從創作角度出發,您怎么看您影視作品中的“共性”與“個性”?
A:影視都是用視聽語言講故事,這沒什么區別。但在拍攝上,各有各的難處。就像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寫長篇和寫短篇要的那個勁不一樣,有的人是兩個都行,有的人只能顧一頭。應該說,電視劇更看重的是那種長篇結構,你要在四十集左右的一個體量之間,找到它起承轉合的高潮點,同時你還要在每一集中找到這個高潮點。這個過程中有眾多的人物,有人物關系以及關系的變化,還有主要人物在大事件中的這種起承轉合,每一個人物都要把握,所以在這方面,拍電視劇其實很累。
電影則是另外一種。因為它的篇幅不長,所以你的表達必須言簡意賅,不能有廢話。比如拍電視劇,一個屋子里可能有50場戲,這50場戲在調度上勢必會重復。但是拍電影,這個屋子里只有5場戲,那這5場戲除非我故意要求他重復,有一種味道。除此之外,你必須要想出新的辦法去解決這件事,它是有不同的勁。
Q: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你的作品基本都是現實題材,聚焦的主題也都相對邊緣,并非流行性題材,有人稱您是“現實題材導演先鋒”。您為何如何偏愛拍攝現實題材?有人說在您的作品里看到的是“孤獨”。這種孤獨的逆潮流創作和犀利卻現實的主題會延續下去,成為您作品的主旋律嗎?
A:我覺得中國現在的社會,日新月異,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變化太大了。每天沸騰的生活中,有太多的故事,根本拍不完。我每天都身處其中感受著,很受觸動,所以我就更喜歡拍現代的東西、現實的東西。
關于作品中的“孤獨”,這是評論家評價的,我自己并沒有這個意識,我也不想用這個東西把自己捆住。其實只要是你自己喜歡的東西,自己去做的時候,它自然會帶出你的個性和喜好。
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你面對世界時,才能有底氣
Q:您是導演,也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教授,是國內典型的“學院派”導演。您覺得“學院派”導演最大的特點或優勢是什么?作為導演系教授,您在實際教學中,怎么看目前中國導演的培養模式和產學研成果?
A:學院派導演,我覺得有一個好處是你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不得不去逼著你去回顧和總結自己的創作。這是教學相長的,你從學生那里,也會獲得很多的營養、新鮮的血液。另外,在教學過程中,這也讓你不斷接觸到更新更好的,包括國際上的一些新觀念,新的創作方法等。畢竟在學校里,我們跟國際上的溝通和交流比較多,這會讓你不斷地往前進步,然后又把創作得到的經驗和教訓,反饋給教學,又去幫助學生在這上面提升。當導演和當老師,都是我比較熱愛的工作,不僅不沖突,還能互相幫助。
產學研方面,北京電影學院在電影藝術院校中的國際排名基本能排到第三,前兩名是紐約電影學院和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的高排名,不是因為學校占地多少,有多少學生,而是看你的培養成果。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為例,培養了太多優秀導演人才。現在活躍中國電影界、電視劇界的很多著名導演和年輕新秀,大多數都是北京電影學院培養的,比如著名導演曹保平、薛曉璐等。此外文學系出來的編劇,攝影系培養出的攝影師,美術系出來的電影美術,錄音系出來的錄音師們,拿了很有國際大獎。整體來看,北京電影學院為中國電影事業,為電影界各個行業,不斷充實著最新鮮的血液,這是我們學校非常獨特的地方。
Q:現在中國影視界新人輩出,有才華的導演不斷涌現,拍攝出很多令人驚艷的優秀作品。從中文系到導演系,從拍電影到拍電視劇,你也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從您的老師謝飛、鄭洞天那輩導演到您這批導演,再到文牧野、路陽、郭帆、畢贛這些青年導演,你怎么看中國導演的傳承與創新?
A:我從一個中文系的畢業生,從一個有文學思維的人,最后轉到有影像思維的影視導演這個過程中,我特別感謝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們對我不斷的鞭撻。我記得我第一次做肖像作業的時候,作業連續三次被退回來。我實在想不明白,老師也不告訴你原因,就讓你自己琢磨。后來老師看我實在想不出來了,他說你所有文字表達的,寫在紙上的東西,都得是我能拍出來的。比如飽經風霜怎么拍?你要寫“他臉上有深深的皺紋”就可以。我一下就明白過來,我要用影像來講故事,而不是文字。這個過程是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去脫胎換骨,扒一層皮是很難受的,但是這個過程對于我來說,卻是最受益的地方。我1998年剛畢業,跟著謝飛老師去拍一部電影。從看小說到寫劇本,一直到影片拍完,我做他的執行導演,參與了整個過程,所有的點點滴滴,都學到了。現在我的工作方式很多都是謝飛老師教我的,傳承下來的,而且這是非常專業的,過去電影廠的電影拍攝方式,非常有效。
鄭洞天老師是我的博士生導師。我拍的片子他基本都看,看完之后,他就提綱挈領,一兩句話點醒你,有些你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他一下就說出來了,你會覺得他將你往上拎了一個層次。現在我也做老師,我也把我的這些經驗和教訓傳給我的學生們。看到他們能夠得獎,他們成才,那種喜悅我感受到了。這種愉快跟自己得獎不一樣。這就是傳承,我覺得中國電影就是這樣一代代走下去。
Q:您入行20多年,導演的作品拿了很多國內外大獎,尤其是電影《塬上》斬獲2017年第39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高獎——圣喬治金獎最佳影片獎。這是華語電影迄今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取得的最好成績。你也因此成為中國四個獲得國際A類電影節最⾼獎的導演之⼀。你認為中國電影能夠贏得國際認可的原因是什么?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中國影視作品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A:我的作品得過國際獎,我本人也做過國際電影節的評委。在我看來,衡量一個電影好壞的標準,基本上看兩點:第一點是你對這個事情挖得深不深,你的看法是否獨特?第二點,你的作品在視聽語言上是否有創新?像《塬上》當時獲獎就是因為在第一點上,我對污染這個問題有一個獨特的認識。另外在視聽上面,我放棄了色彩、放棄了音樂、又放棄了運動,等于別人有七個武器,我只有四個。視聽語言一般都是七元素。我將三個元素放棄掉,只用四個元素講故事,我往下做減法,這個比較獨特。
另外,我強烈感覺到,在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基礎上,只有你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你在面對世界時,才能有底氣。你的背后是五千年的文化,這是真的,你不能虛張聲勢。當你的內心有一種文化自信,那個作品出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這是我自己的一個體會。
Q:接下來,您還有哪些拍攝計劃?
A:我剛剛完成了一部文藝電影叫《追月》,呈現了一個中國電影史上,至少我看過的電影當中,還沒有的一個母親形象。大多數母親都含辛茹苦,為了家庭操碎了心,但這個母親完全不一樣,非常獨特,是何賽飛老師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