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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情境：歷史再現的多維體驗
深圳的發展史，本身就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它是當代中國自強不息的奮斗史，這些歷史事件，也理應成為影像的記錄重點和敘述重點。在傳統紀錄片中，對歷史的建構往往會采用搬演的方式，然而，《先行》卻采用了一種別樣的方式，編導認真發掘和梳理了大量與深圳建城史相關的資料鏡頭，歷史照片、文獻和文物，這些歷史的“活證”，與來自基層創業者、決策者和權威學者的深度訪談，以及氣勢磅礴的實拍鏡頭交相輝映，創造了一種立體化的時空情境。
影片中，諸如鄧小平兩次視察深圳、習仲勛調研“逃港”問題，以及深交所的成立過程等段落，均采用上述這種方法進行創作，構建出一個個深入的對話空間和立體化的信息渠道。這種創新型的影視史觀，讓史料與時空充分交織，使作為歷史論據的影像資料，與作為論據的口述記憶相輔相成，為觀眾重溫歷史提供了多維的觀察角度。在矩陣式的敘事結構中，影片宛如一部圖文并貌的深圳視覺志。
上述理念讓影片呈現出新歷史主義的面貌，即歷史敘述的結構性元素不再源于概念或觀點，而是借由人物命運、論述細節、甚至器物，投射于歷史的事件片段之上，它強化了歷史的可敘述性，也更加客觀。這不僅是主旋律紀錄片在美學形式上的突破，也標志著編導在創作觀念中對公眾化與多元化目標的貫徹。
多元視點：集體記憶的版圖組合
在傳統格里爾遜式“畫面加解說”的紀錄模式中，影片通常會超越個人境遇去反映社會進程，影視創作者強烈控制著一切表達行為，喪失了與被攝對象“合作”中本應秉承的平等地位。而《先行》之所以可貴，在于它重新將敘述主體性交回到普通人手中。
影片中，深圳的每一項成就，都借由基層創業者的視點來觀察，借他們之口娓娓道來。從在珠穆朗瑪峰上架設5G基站的華為工程師張永，到北大畢業的中學教師劉戀，再到珊瑚保育志愿者沈曉鳴……深圳特區的建設成就，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自信，這種自信銘刻于每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特區是開拓者的夢工廠和拼搏舞臺。人的現代化則是城市文明的核心，只有人的全面發展才能為城市發展帶來持久力量。通過一個個的個體記憶，影片構建了屬于深圳城市發展史的集體記憶版圖。這份屬于全體勞動者的記憶，以改革創新的工作汗水為起點，以全民共享的生態宜居為導向。許多民生工程，如依托于1050家黨群服務中心組建的黨建加企服的聯合服務模式，群眾提議、政府買單的民生微實事項目，以及優質醫療資源下沉社區的健康服務等，實現了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的全面小康格局。
當然，我們仍然應該向深圳地區的領導干部致敬，他們上行下效的執行力，是上述成就得以實現的核心保障，也是對習近平總書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講話精神的切實響應。
“示教”記錄：城市建設的中國典范
城市紀錄片源遠流長。從上世紀20年代的《帶攝影機的人》、《柏林：大都會交響曲》，到近30年來中國層出不窮的名作，如《山水長安》、《一個人和一座城市》、《香港滄桑》、《澳門十年》等，這些影片大多強調地域空間中的文化獨特性，甚至形成了“海派”、“京派”“渝派”等辨識度極高的紀錄門派。這些影片擁有較高的文獻價值，但其城市化進程中的建設思路，卻難以被其他城市效仿。
然而，《先行》創造了一部可以被全國所有城市借鑒學習的“示教式”紀錄片。深圳建設的寶貴經驗，如優勝劣汰機制、區域化產品分工模式，企業作為創新驅動的主體對象，甚至是對現有支柱產業的定位、新興產業扶持及未來產業布局等，為其他城市的跟進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價值。
深圳奇跡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奇跡，也是波瀾壯闊的中國故事。無論是引領建構具有全球影響力城市地位的“十大觀念”、“五大發展理念”，還是惠及民生大計、挖掘活力、提高文明程度、增強法治建設的具體舉措，均凝聚于開放創新的政治意識中，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它們很少受到歷史保守主義或地域傳統的自封束縛，更迥異于西方近代發展史中，那些基于殖民主義體系的血腥掠奪和暴力剝削。這都值得中國其他城市的管理者積極思考。
同時，影片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有待思考的問題：如果有國家的政策支持、發揮好開放性的地域優勢，打造以民生和創新產業為主導的現代性城市文化，那么其他城市是否也能同深圳一樣再造輝煌?
城市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代表性縮影。有人說，“當我們需要一把尺子來衡量當代中國的精神刻度時，深圳是最無疑義的選項之一”。深圳對于如何建設當代中國形象，貢獻了諸多理念和成果。先行，不僅是示范，也是標桿。在今天國內大循環、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的新格局中，愿中國所有的城市，都能像深圳一樣，奮力再行，勇攀高峰。
(評論員：司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