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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洋
巴金是一位世紀老人，到他2005年去世，見證了百年中國的跌蕩歷史，從刻畫時代巨變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到老年時期叩問心靈的《隨想錄》，他的文字卻永遠充滿著青春的激情與活力，成為無數讀者的靈魂燈塔。
“生活并不是悲劇。它是一場“搏斗”。我無論在什么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蕩，在創造它自己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巴金在《家》的總序中這般寫道，而“一直向前”更是他貫穿一生的座右銘。
晚年筆耕不輟的巴金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世代做官、數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當時的李公館位于現今的青羊區通順街上，如今去已覓不見任何痕跡，只能從巴金的記憶中想象：“門前臺階下一對大石缸，門口一條包鐵皮的木門檻，兩頭各有一只石獅子，屋檐下一對紅紙大燈籠，門墻上一副紅底黑字的木對聯’國恩家慶，人壽年豐’。”（《我的老家》）這是巴金1923年5月離開家時的樣子，也是他的小說《家》中“高家”的樣子。這座五進三重的大宅院里，巴金有“將近二十個長輩，有三十個人以上的兄弟姐妹，有四五十個男女仆人。”李公館上下都在一個封閉的既定的秩序中生活，巴金他在這個上百人的小社會里生存成長起來。
他目睹了大哥被父親安排婚姻，以抓鬮的荒唐方法確定了新娘；目睹了三姐被人用花轎抬到一個陌生人家，一年后因為難產凄涼地死在醫院里。而父母的先后病逝，也使他們作為長子長孫一家，卷入到大家庭的欺壓和遺產爭斗之中，直到可恨而可憐的祖父也死了這位封建權力大家長畢生“長宜子孫”的愿望也終告落空。、
主持人雙雙與老師在成都尋訪
1923年春天，一個暮春的清早，大哥在江邊流著眼淚把巴金和三哥堯林送到木船上，他們從這里坐船離開了成都。
在《新生•自序》中，他這樣回憶：“我辭別了山，渡過了江，劃起了一只獨木小舟，向著人間的海駛去。暴風雨吹打我的臉，巨浪顛簸我的舟，但他們并不曾淹沒了我。”
離開家庭后，巴金在上海和南京輾轉求學，后來遠赴法國，在這一過程中，他為了排遣苦悶與思鄉的情緒，開始寫作。隨著處女作小說《滅亡》的發表，巴金，一個新的名字出現在中國文壇。
1928年巴金回到上海后，大哥李堯枚來探望，在閑談中巴金提到想寫一篇以自家人物為主人翁、反映封建大家庭的小說，大哥極力地支持。這部小說，就是《家》。小說中的高覺新，原型就是大哥李堯枚。最戲劇化的是，1931年4月18日《激流》總序在上海《時報》第一版上發表時，報告大哥服毒自殺的電報馬上就到了，當時巴金剛好寫到“做大哥的人”那一章。“
1933年，《家》正式出版，巴金寫下序言，題為《呈獻給一個人》。這“一個人”，就是大哥李堯枚。他最終也沒有讀到這本書，而在封建家庭的重壓下，選擇了自我毀滅。
巴金與大哥李堯枚的合影
主持人雙雙拜訪巴金的侄子、李堯枚的兒子李致先生
“我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寫作時始終牢牢記住我的敵人。我在十年中間）1931-1940寫完《激流三部曲》，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里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嘆息呻吟、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巴金《創作回憶錄》。巴金以十年時間完成《激流三部曲》，帶給年輕人鼓勵與希望，鼓勵他們投身自己的理想。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激流三部曲”
1978年，晚年巴金開始寫作《隨想錄》，隨著身體狀況逐漸惡化，后期他已經拿不穩筆，又幾次住院。1000多字的文章他斷斷續續要寫幾個月，有時候一天只能寫出幾十個字。從《滅亡》到《激流三部曲》再到《隨想錄》，巴金始終以青年時代確立的理想來擁抱這個世界，即使百歲，也依然青春，依舊在與生命搏斗。
1985年，年過八旬的巴金收到了十位小學生的來信，他們向巴金詢問“尋找理想”的問題。巴金的回答，就如他對自己漫長人生的總結：“理想從未在我的眼前隱去，它有時離我很遠，有時仿佛近在身邊；有時我以為自己抓住了它，有時又覺得兩手空空。有時我竭盡全力，向它奔去，有時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時候在我的面前或遠或近，或明或暗，總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團火，一盞燈，只要我一心向前，它就永遠給我指路。”
巴金晚年寫作時坐的輪椅
巴金紀念館中的巴金塑像
2005年10月17日，101歲的巴金離世。遵照他的遺囑，他和妻子的骨灰被混在一起伴著玫瑰花瓣，飄散在東海。
正如研究巴金的學者李輝所說：“年輕的巴金曾經比喻生命運動像水流，他的一生都在激流中搏斗/向前，從此，他的生命如激流一般匯入大海；從此，一個矛盾/痛苦，同時又豐富/偉大的生命，走進了歷史。“
本周日晚21：35，深圳衛視《課間十分鐘》第二季走進巴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