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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目的燈光照不清周圍人的臉龐，卻把人與人的距離拉到最近，涌向最前排的觀眾幾乎能用頭撞到臺上同樣嗨翻的樂手、歌手——這是Live House獨有的現場感，它的音樂互動性極強，周華健就曾在Live House演出后發出感慨：“我在臺上，都能看到第一排觀眾的毛孔。這種零距離的演出現場，完全是體育場無法比擬的。”
Live House 最早起源于日本，每場演出僅能容納幾百人，最多不過千人。與普通的酒吧駐唱不同，Live House演出的專業門檻很高，不僅要求場地的音響配置等硬件設施必須達到專業水準，還要求組織者具有演出資質，演出活動也需要進行文化報批，并要求其能夠提供高水平的原創音樂產品等。
這種演出方式，為獨立音樂人、樂隊培養了忠實的樂迷，是他們實現“從0到1，從1到10”階梯式上升的基石，如，陳粒、李志、趙雷、謝天笑、好妹妹樂隊、鹿先森樂隊等，這些炙手可熱的音樂人、樂隊都是通過一場場Live House的巡演，通過Live House的運作才真正走入演藝界和大眾視野的。
秀動舉辦的部分演出
目前中國的Live House市場發展較為迅速，其中占據中國Live House市場份額80%以上，覆蓋全國重點Live House場館逾千家的“秀動”是太合音樂集團旗下的演出服務平臺。據其統計，2017年全國Live House演出預計將達到12000場次，市場呈現多元化發展，搖滾、民謠、嘻哈、金屬、雷鬼、流行、爵士等不同風格的專場演出數量激增，更有英國迷幻獨立搖滾樂隊TOY、澳洲著名治愈系民謠鼻祖Tamas Wells等世界級大牌歌手、樂隊，通過Live House與中國樂迷見面。
這樣的局勢似曾相識，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港臺歌星在出道前也曾在酒吧駐唱、走穴，如今專業門檻更高的Live House會成為孕育新一代音樂人才的殿堂嗎？Live House是否代表音樂產業的未來？諸如此類的思辨，甚囂塵上。
其實那些大眾耳熟能詳的金曲，每首都藏有Live House的心情故事
一些大眾耳熟能詳的金曲，其實都是從Live House開始走紅的，如馬頔的《南山南》、宋冬野的《董小姐》、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萬曉利的《狐貍》、《陀螺》等，都是在Live House演出的必唱曲目，再通過互聯網發酵、傳播，從小眾走向主流市場的。
鹿先森演出現場
Live House在見證無數獨立音樂人、樂隊成長的同時，其自身也經歷了模式探索的各種曲折與艱辛。
2015年的時候，武漢VOX應該算是全國票房收入最高的Live House場館了，該場館當年的票房收入也就200萬元出頭，全國總票房大概為6892萬元。這個數字與2014年Live House總票房4954元相比，增幅已高達39.1%，但是仍然很難覆蓋到租金成本，讓場館實現盈利。
2015年8月12日，北京著名Live House麻雀瓦舍宣布關閉，引起眾多音樂人、樂迷哀悼。當時，麻雀瓦舍演藝負責人給出的原因很簡單，“房租上漲30%，我們負擔不起。”
令人欣慰的是，盡管場館運營成本高起，但多數從業者對其前景持樂觀態度，篤定地認為“Live House或將代表音樂產業的未來”。就像引導觀眾走進電影院觀影一樣，走進Live House看演出或許也會被人們所廣泛接受，并成為一種大眾文娛生活方式。
而今，“光北京一個地區的票房就能有4000萬元左右，秀動現在每個月的票房流水都過千萬，預計全年將突破過億元的票務量。”太合音樂集團演出管理事業部總經理楊浩宇則預測，隨著中國整體演出市場的發展，Live House的演出規模很快能達到幾個億元。
從數千萬元到數億元，做大Live House的盤子仍需跨過幾道檻
從數千萬元到數億元，點燃中國Live House票房燎原之勢的火種是什么？答案是觀眾數量。據道略音樂產業數據顯示，近幾年，年齡在22—40歲的年輕音樂消費人群對于Live House的現場演出體驗日益增高。2012年Live House的觀眾數為56萬人次；到了2016年，觀演規模已經突破90萬人次。
2013-2016年中國Live House場館數量變化情況（來源：道略音樂產業研究中心）
這是一個信號，Live House進入中國十余年之后，正式步入產業化發展的全新階段。這也意味著靠天吃飯、靠情懷排演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何增加場館演出頻次；如何規劃藝人的演出；如何有效推廣演出內容；如何提升用戶的復購率；凡此種種都是從業者們必須考慮的問題。
在這個發展進程中，Live House的弄潮者開始探索業態運營多元化和品牌連鎖化。比如摩登天空計劃未來三年開 20 家 ModernSky Lab；太合音樂集團則與P2聯手打造新型音樂空間THouse，計劃落子北京國貿、中關村、望京，上海靜安、徐家匯、黃浦、長寧，深圳福田、南山等一線城市的核心區域黃金商圈；此外滾石的中央車站、樹音樂的后山藝術空間等都在探索多點布局Live House。
不過，資本推動Live House進行規模化建設雖是大勢所趨，落地到選址等執行環節卻不容易。如果沒有足夠量的音樂人、樂隊入駐，缺乏足夠豐富、優質的演出內容來支撐，那么Live House的回報周期會拉長，投資風險也會加大。
要知道，對于現代城市人群的“孤島式生存”來說，Live House的意義遠不止于休閑娛樂場所那么簡單，它代表了一個地區的文化傳承和精神寄托，許多新生代藝人都是從Live House的樂迷成長起來的，宋冬野就多次表示自己是萬曉利的首席粉絲，經常在臺下看萬曉利的演出。
所以說，中國Live House向產業化方向發展，需要產業鏈上各個環節協同作戰，形成良性的市場體系，并深度參與音樂行業的發展。
從場館到廠牌再到平臺，各方協同推進Live House的發展
當前，Live House還是以個體經營為主，依托獨有的演出項目和細分定位而存活。那些平常日子里的普通小店店主、籍籍無名的工程師、規規矩矩的公務員……在某個華燈初照的時刻，背上一把吉他，穿過車水馬龍，聚集在Live House這里，沉醉在音樂響起的時刻。
這樣的故事本身就足以動人。但是演出水平的參差、樂隊人員的不整、演出內容的隨性、風格的單一，諸如此類的缺陷都有可能導致Live House “曲終人散”。而行業生態的改變則有賴于市場的整合者出現，實現產業資源的融通。
2015年，太合音樂集團推出了音樂演出票務服務平臺——秀動，致力于服務國內獨立音樂行業、獨立音樂人的發展，為音樂人和音樂行業提供了全方位的集票務平臺、線上推廣服務、粉絲經營、線下演出、等全方位一體的完整閉環形綜合服務，是國內全方位最專業的服務于獨立音樂演出的音樂品牌。
憑借太合自有的音樂全產業鏈服務體系，以及“合縱連橫”的策略，秀動實現了閃電般的崛起，成為這個時代Live House的主角和代表。
秀動APP開機圖
目前，愚公移山、蝸牛的家、疆進酒、小酒館、VOX等全國百城的逾千家Live House場館均已進駐秀動平臺，實時更新、發布演出信息；摩登天空、果醬音樂、草臺回聲等500多家音樂廠牌也與秀動結成戰略合作伙伴。各方資源進行整合，采用適當分成的合作模式，共同推進Live House在中國市場的發展。
從票務服務到藝人養成，秀動如何引領行業的未來
“Live House、劇院劇場、大型體育館本應是一個自下而上的三角式產業模式，Live House理應數量最多。”楊浩宇說，隨著獨立樂隊/音樂人在全國各地巡演增多，全國Live House場館的資源使用率大有提升。以占據中國Live House市場份額80%以上的秀動為例。秀動每月策劃、舉辦的Live House演出逾千場，合作藝人多達8000+，提供演出評估、路線規劃、收支預算、媒介宣推、場地對接、粉絲及票務運營等一站式服務，形成立體、聯動的新式經營形態，讓市場有了“輕”玩法。
太合音樂集團演出管理事業部總經理 楊浩宇
這種玩法推動產業鏈打通的同時，也帶動新資源加入，推動一些以前不參與Live House的人進入。“像齊一是在從沒做過任何演出的情況下，在去年圣誕節的糖果俱樂部舉行了首演。當時的場租要六萬，在獨立音樂圈里算是非常高了，最后我們一口氣賣了八百多張票。”楊浩宇說，“像這樣的項目運作不是為了掙票提，而是希望傳遞一種理念——太合音樂集團愿意發現、發掘一些優質的內容和好的藝人，長期跟著藝人去成長。并希望借助秀動的演出票務服務平臺，把藝人從Live House推向劇院，再從劇院推向體育館，然后到體育場，形成一套藝人養成體系。反過來，這套服務體系也能為Live House行業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
“對于音樂平臺來說，為這些人創造條件、提供工具和服務，比直接投資內容更重要更有商業價值。” 自媒體《新音樂產業觀察》創辦人陳賢江認為，“就‘人’而言，值得投資的始終只是頭部（包括細分市場的頭部）。但音樂又是非常明顯的“長尾市場”，頭部非常明顯，中部和尾部細長，這部分人有著巨大的自我經營的服務需求，所以，對于這一塊，平臺應該多考慮投資開發更好的服務產品，讓更多音樂人有條件和工具生產更好的內容同時完成自我營銷。”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音樂人服務為核心，以票務為切入口的秀動平臺，極有可能不止于改變Live House的行業形態，甚至還會代表音樂產業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