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娛樂網訊 www.yule.com.cn 幾年前,陳楚生仔細照過一回鏡子。
鏡中人三十出頭,有早年間吃過苦,日后又靠保養扳回一程的痕跡。這個年紀的男人,官能上無法與少年同日而語,但相對地,他的皮相會更接近自我預設。有些東西被淘汰了,有些則留了下來。留下來的部分聚攏成氣,就是這股氣,決定了一個人將維持怎樣的對外輸出,又將呈現哪種成色。總體來看,當年的陳楚生氣定神閑,在與人生境遇的角力中,他站在上風口。
證據之一是,他得償所愿地發行了全創作專輯《癮》。十個月后,又從解約案成功脫身,對華誼音樂和天娛兩家公司都有了交待。然后是公布婚訊,晉級人父,有序過渡到新身份。但接下來,他氣短了。
這種氣短有其必然性:當一個人靠一技之長消滅了饑餓感,又幸運地布局了事業版圖時,他必然會對理想人格發動追逐。但線索有如草蛇灰線,一端埋首于過往,一端藏身于現實。找到它,不僅需要耐心和智慧,更要付出代價。換句話說,這是和自己的博弈。
就好比一個作家追問「我為何寫作」 —— 無論是為了修補破碎的童年經驗,還是為了記錄一個行將消失的世界 —— 創作者都不可避免要走到這一步。具體到陳楚生,舊的經驗正在失效,新的標準又空前復雜,于是,在終極問題的注視下,他進退維谷,踟躇不前。
那,有沒有可資借鑒的參照?
有。于陳楚生這代人,時代寬容,所謂的成長試煉,已不再是父輩口中的上山下鄉。盡管在他的青春期,并沒有明確的時代召喚,但風向到底變了,新自由主義正悄然啟蒙。人們隱約察覺到,除了整齊劃一的人生外,其實還有另一種活法;而蠢蠢欲動的青春少年,無疑是最早的一批實踐者。比如陳楚生,十九歲離家遠行,執意要走向前途難卜的個體自由語境。這股蠻勇,就是參照。
但真正的參照,要從 1991 年說起。
那年夏末,Beyond在香港紅磡舉行了日后被奉為圭臬的「生命接觸」演唱會。當年二月,樂隊應世界宣明會邀請,探訪了戰亂中的肯尼亞;七個月后,他們把「生命接觸」獻給了非洲大陸的瘡痍與蓬勃。敢以生命為題,這是巔峰期 Beyond 才有的膽識。爾后,無論狹義還是廣義上的光輝歲月,都走向了令人唏噓的拐點。
總之,二十多年過去了,陳楚生記憶猶新。他并未親臨現場,而是在黃家駒去世一年后,才從一卷錄像帶間接感受了那場演出的余威。他覺得那才叫「找準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或者說,存在感。
過去,陳楚生沒有圍繞「存在感」建模的心思。在深圳的酒吧跑場,既養活自己又很開心,夠了;參加快男一夜成名,夠了;轉投華誼音樂,只要能演創兼收,也夠了。連他自己都忍不住懷疑,「從來不覺得我為自己喜歡的事情做了多少努力,也不知道我為什么那么幸運」。這種情況下要他談存在感,確實浪費腦力。但情況到了今天 —— 自立門戶,一群人指著他和市場交手,他卻拿不出作品 —— 又該怎么辦?
金象山上,積重難返。難的是,如何讓一個業已成功的人承認困境。要知道,承認只是第一步,往后還有無休止的反復。更何況,即便邁出了這一步,誰又能保證方向是對的呢?
三十五歲,不年輕了,加上工作室和養妻育子敬老,「要承擔的東西肯定越來越多,不敢指望越來越少」。陳楚生幾乎能看到人生在向他發出新指令:不許多愁善感,不許東張西望,立刻,馬上,「就要有一個選擇」。
他的做法是組團,借力,至少先行動起來。「現在的情況是,我不知道在個人音樂這部分怎么做才能更好,但如果還猶豫,可能就更來不及了,對不對?那好,我就和樂隊一起,讓自己的輪廓清晰一點,下筆的時候更精準一些。我并不覺得說做了樂隊就一定會被認可,這也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只是在做我能做的而已。」
不怪誰。當今世界,確實由不得人仔細、審慎而優雅地做出決斷。這不是陳楚生一個人的尷尬,事實上,他已經盡量慢了。他和他的樂隊,陳楚生& SPY.C,一張專輯磨了快兩年。肯花兩年在由地下室改造的錄音棚排練,也是應了苦中作樂的老話。連兒子 Demo 都知道,去哪兒找爸爸?地下。
在地下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副作用,缺席。這不僅意味著藝人市場估值的下滑,也意味著無法將粉絲黏著度轉化成商業溢價。名利場上,曝光本身就是一種強權,它決定了遺忘曲線的波形,除非笑忘江湖,肉身成佛。《奧義書》講,一把刀的鋒刃是很難越過的:刀鋒有多狹窄,得救就有多難。
說來可能肉麻,但往往,人在自救時的孤獨,那種百感交集卻無處安放的失落感,是動人的。這就是為什么臥薪嘗膽的故事尤為精彩,因為有太多細節可以印證命運的奇妙了。和日復一日沿襲固有的演藝人格相比,陳楚生大可好好利用他「氣短」時的思考,為作品注入嶄新況味。就像彗星,繞地球一圈后,準備再度擦亮大氣層。
所以陳楚生要唱一首《35》,以迎接彗星回歸這一年。一個成年人,「在面對他無法改變的現狀時,已經做好接受的覺悟;在面對他的欲望和沖動時,能控制得很好;他既理智,又還想窺探更多未知的東西。這就是他的三十五。」
這么說吧,陳楚生日后當感謝氣短的這幾年。倒不是因為有了這幾年,他就能固化理想人格,或者重拾存在感。而是因為,他真切體會到了藝術生命的不穩定性,又發起了艱難的自救。很大程度上,人性的豐滿,就取決于他在應對低谷、瓶頸與失敗時的自我觀照,以及他如何賦予觀照審美價值。
最后,關于「我為何寫作」的終極問題,加拿大女作家,布克獎得主瑪格麗特 · 阿特伍德已經試著回答過了。她是這么形容的。
「阻礙,蒙昧,空洞,迷途,暗影,漆黑,常常還加上一番掙扎或一條路徑、一段旅程 —— 看不見前面的路,但感覺有路可以前進,感覺到前進的行動本身終究會讓你看得清。」
這句話,同樣適用于陳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