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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男之前，鄧超予人的印象就是一個戲瘋子，演技一流，愛表現，好逞個人英雄主義；跑男之后，他成了老少兼宜的國民逗比大哥，識大體，顧大局，已然是一個團隊的黏合劑。
事實上，鄧超一直與這個娛樂時代水乳交融的在一起，電影中，他用角色思考人生揭露人性；綜藝節目中，他用自己為大眾生產茶余飯后的笑料。舞臺上，他被訓練到可以前一秒哭后一秒笑；舞臺下，也做到了在鮮花板磚齊飛之際控住場。是的，這就是鄧超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想要的戲劇化人生。自己選的路，就算跑偏，也要跑到底。
大惡的人，生命里的一點點暖
采訪鄧超的這個時間點很有意思，之前一天是《烈日灼心》的發布會，但記者們追問的都是他被營銷博集體黑出軌這件事；訪問后的第二天，就是上海電影節的頒獎禮，他憑《烈日灼心》摘得影帝。好事、壞事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集中砸過來，而當時他又在趕拍自己第二次做導演的《惡棍天使》，每天都要處理幾百件瑣碎事務，就連采訪期間也是電話響不停，你可以想像到他當時的焦頭爛額，但從表面卻又絕對看不出來，現場他活蹦亂跳的狀態跟打了雞血一樣，棚里每個相熟的人，都被他以開玩笑的方式招呼了個遍。
對在圈中摸爬滾打了十余年的鄧超來講，什么樣的溝溝坎坎都經歷過，所以他可以語調輕松的講：“這都不算事兒。”可離近了，看他快白了一半的頭發，也能感受到，他的心里還是藏了許多事兒的。但他解釋，“我以前就是少白頭，這兩年白的更厲害了。你看，陳可辛是白頭發，周星馳是，我也是。”有人插話：所以有才的人都是白頭發？他跟大家一塊笑，不否認，卻又道：“其實是因為拍《烈日灼心》才變成這樣的，之后又拍了《分手大師》，能不操心嘛。”
雖然演了許多個角色，但《烈日灼心》里的辛小豐，卻是鄧超從影以來最難走出的一個角色，那種灼心程度，白發只是最表象的體現而已。再看他現在遭遇到的一切，跟辛小豐的經歷比，確實真都不算事兒。
“我看小說的時候，眼睛就離不開他。一個學生，在一個假期卷進一宗強奸命案，逃亡了七年變成警察，還帶著一個孩子，又有同性的情感。你會想像，這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一向以力道見長的導演曹保平，就選了一個大惡的人，生命里的一點點暖，來作為切入點，這樣的人物是每個醉心表演的演員都如饑似渴想要得到的角色。
開拍前，鄧超每天穿著辛小豐的衣服在房間里待著，哪也不去，他姐姐家在廈門，不去；很多朋友也在廈門，不約，只為了讓自己盡快的融入角色。“因為他的世界離我太遠了，擁有一個那樣屬性的人應該是什么樣的生活環境？應該是什么樣的心境？我每天就琢磨這件事。在我的定義里，他就是一個活死人，他總說一句話：那支鞋早就掉下來了，另一支鞋什么時候掉下來？這就是他的生存狀態。”
鄧超就是這樣身心俱疲的體驗了幾個月活死人的狀態，他幾乎每天不睡覺的熬著，熬出辛小豐的黑眼圈和他窮途末路的臉，但還得健身，因為小說里形容他是一個風吹發斷的快刀。
對于像他這樣的戲瘋子來說，他要求戲里的每一段表演都是角色的真實體驗，包括執行注射死刑的那場戲。導演用了一個長鏡頭，從拍血管開始，到靜脈注射，再順著血液的流向，鏡頭轉到臉上，紀錄每個瞬間的真實反應。
“我們用的是葡萄糖，但實際拍的鏡頭不能是慢到人能承受的那種，要快一點，感覺靜脈的那種脹疼在往心臟走，我的腦袋里有兩個聲音，一個是鄧超的，他說：你的生理信號不對，會不會死？會不會后遺癥？另一個是小豐的，他在說：這個是對的，你沒有感受過，扛一下、再扛一下。推的越來越疼，腦袋里開始缺氧，后來看紀錄片的時候才知道，我的臉已經痙攣成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嘴皮也翻出來，冥冥中聽到有人在哭，我以為在做夢。”
每個角色，都有一個他的房間
拍攝《烈日灼心》的過程里，鄧超昏倒過兩次，還有一場戲是在刑訓室與扮演警察的段奕宏的一次會面，鏡頭里，他哆哆索索的接過老段遞過來的煙，問一句：我是十惡不赦，犯了很多事，但我還算是一個好爸爸吧？
就是這么簡單的一場戲，卻把兩個人都演崩潰了。“試戲的時候，老段摸煙、點煙，突然就哭了，他說：不行，我不能看超，我不知道他是超還是小豐。那個瞬間我想我也愛上老段了，突然就覺得有些情感確實是可以超越同學、同志、朋友的。”
他們是第一次合作，劇情里兩人的關系像貓和老鼠，演起來卻就是高手之間的過招，因為同樣畢業于戲劇學院，有著相同的表演體系，所以互相很容易就能接住對方傳來的訊息。
到鄧超的時候，他就感覺自己的心臟開始不舒服，然后出冷汗，嘴唇發白，血氣也沒了，說不了詞，也演不了。“我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狀況，他們趕緊把我的手銬腳鐐解開，送到車上躺著，之后又是夢又是劇情，像盜夢空間一樣，兩個小時以后才緩過勁。”
接演《烈日灼心》，對鄧超而言絕對是一次摧殘身心的自虐，但恰恰也是他對表演這件事瘋魔的原因。
殺青后，他離開劇組去機場的路上，恍惚間覺得自己像一個畫皮，里面都沒有了，只剩下一塊皮鋪在椅子上，“那種感覺是，小豐要沒了，我要回去做鄧超，但超離我也挺遠的，就是那樣一個巔狂的狀態。然后我寫了一條朋友圈：小豐，在你房間里住了那么久，今天不得不說再見了，我知道在那個世界的你很苦，希望你快樂一些，我是小豐，我是超。”
回到北京以后，鄧超開始籌備《分手大師》，每天各種瑣事，各種嘻嘻哈哈，直到有一天，一個《烈日灼心》的同事路過望京，順道來探望他，他下樓去接，離著遠遠的很開心的跟人家打招呼，但那人只是怔怔的看著他，然后說一句：我剛從機房過來。“我問他：怎樣？他默默的低下頭去，只說了三個字：辛小豐。我的眼淚刷就下來了，他一下子把你拽回去。其實小豐一直沒有走，我跟他結緣以后，心房里就有一個房間是他的，演員就是這樣，每個角色都有一個他的房間，到我老的時候，我會去他們的房間里穿行。當然，鄧超的那個房間一定是最大的。”
對鄧超而言，演戲就是一個尋找自我的體驗。他記得第一次見徐克導演時，徐克說，其實每個人身體里都有一只猴子，它可能是獼猴，也可能是狒狒，還可能是金剛，當這個猴子蹦出來的時候，看你能不能駕馭它，你駕馭不了它的時候，它就駕馭你。表演的功能就是，讓你看到自身的問題，看到人的劣根性、欲望和種種無奈。而人生其實就是一個修正的過程，或者說是懂‘我’的過程，只有懂得和認清自我，才能夠掌控命運。
電影帶給人思考，綜藝帶給人歡樂
辛小豐這樣的角色是可遇不可求的，但一輩子也只能演這么一次，因為太壓抑。所以從《烈日灼心》劇組里出來以后，鄧超就讓自己完全的投入到喜劇的世界里。從《分手大師》、到《美人魚》、再到《惡棍天使》。
在接到《美人魚》的邀約時，他其實是猶豫的，因為如果接演這部戲，即意味著他要暫時放下正在籌備的《惡棍天使》，但周星馳是他一直以來的偶像，所以再大的猶豫也阻止不了他與偶像合作的渴望。
“周星馳很喜歡我的《分手大師》，他專程從香港開車去深圳看，沒有票，就買了第一排，他說：我看得腦袋都僵掉了。這是讓我特別欣慰的事。”
對《美人魚》的初始劇本，鄧超有很多自己的意見，所以他和周星馳差不多通了整整一個月的電話，“白天我們都要工作，晚上我還要哄孩子，就每天十點多以后打電話聊，一直聊到一點多，他也很有耐心，跟我一場一場的捋，我覺得我們都聊出了一個《美人魚》的續集來。”
前期準備做充足以后，拍攝過程就十分輕松和順暢了。星爺愛吃，香港好吃的地方他帶鄧超都吃遍了，劇組里的每頓飯也都極為講究，有餐牌，頓頓還都要煲湯。“拍《美人魚》的過程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度假。”
《奔跑吧兄弟》也是度假，在他看來，電影帶給人思考，綜藝帶給人歡樂，雖然分工不同，卻同是作為藝術工作者的本份。
鄧超從不否認自己性格的雙面性，就像別人看到的是他樂觀積極的一面，他卻知道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可當你看到了任何事物最壞的一面，嗅到一絲美好或希望，就會特別珍惜和積極的去爭取，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即使遭遇到最壞的結果，也不會太失落，因為它原本就在你的預料之中。”
鄧超很早就意識到，因為人生太無常，所以人不能太無常。在社會角色里，他希望給觀眾帶來更多歡樂，在家庭角色里，他也希望能給家人不斷的創造驚喜。比如他會把跑男節目里的胖豆豆道具快遞回家給等等玩；或者用自己畫的畫來作為送給孫儷的禮物，盡管他制造的驚喜常常在未送出前，就被聰明的母子拆穿，但這樣的家庭游戲卻讓他們玩得樂此不疲。
對于用表演來體驗人生的鄧超而言，父親這個角色帶給他的是最特別也最豐富的人生體驗，但對于孩子也講，他卻并不想去“表演”父親。
“我更希望跟他們是像朋友一樣的相處，而不是去‘表演’一個父親，以我自己有限的人生經驗，在他們成人之前，盡力的引導和保護，但之后，這個世界完全由他們自己創造。等等特別喜歡停車場里的抬竿，我經常帶他去看，我后來想，如果他未來就是坐在抬竿那里做一個收銀員，他開心，那就由他去做，因為那是他的選擇，也是他自己的人生。”
Q:《惡棍天使》已經是你第二次做導演了，感受如何？
A：跟第一次其實是差不多的，每天各種心跳，各種摩拳擦掌，想著還遺漏了什么，當然我也想從一年級到二年級，要進步一點，想不足的要怎么補足，也希望自己能少操點心，多請一些神一樣的對友，因為我是豬一樣的自己。
Q：這次都吸取了上次哪些經驗？
A:上個月我跟徐克吃飯，他也給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議，比如說我們上次拍了105天，剪了4個多小時，最后上的是115分鐘，要砍掉一半多，這個其實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但我從來沒做過這個公式。如果去掉一半，是不是我可以用60多天就能拍一部電影？所以現在我的壓力其實更大，要怎么說清楚一個事情？前期要做非常多的預演，把準備做足了，希望效率會高。
Q：之前大家覺得鄧超是一個實力偶像兼具的演員，但現在大放異彩卻是在綜藝和微博段子手這一塊，有沒有覺得自己跑偏了？
A：原來我也想我是不是跑偏了，是不是該專心做演員，后來我覺得完全不沖突，我還希望多跑偏幾次，現在無論我去到哪里，大家看到我都很高興，尤其是小孩子。當小朋友們扔掉PC機，扔掉IPAD，到院子里奔跑出汗，約小伙伴們撕名牌的時候，多好啊！特別像我的童年。這個時代的人，都是自己玩兒就行了，或者大家在一個群里，其實是挺封閉的，跑男就帶動了一個健康的風氣，讓大家走出來，有團隊的力量，有輕松的氛圍，特別解壓，這不就是一個藝術工作者該做的事嗎？再說到微博，工作一天挺累的，上來調侃兩句，雖然是各種吐槽，但我知道他們其實還挺關愛我的，有那么多人關心你，陪你一塊玩一塊耍，我覺得非常好，也越來越享受這樣的互動方式。
Q：我們都覺得你已經是很有娛樂精神的人，但面對那么大規模的被黑，心態上還能那么淡定嗎？
A：這事兒已經是隔三茬五了，有關沒關的都要扯進來，這次是比較集體的。我也問過新浪，你不能讓一個公眾平臺變得無法收拾，加不加V太隨意了，終究你還是一個信息通道，還有那么多事要報道，總得找到個方法。有時候沒有方式方法的話，特別像在大街上吵架，拉扯不清，有些人看到還覺得是炒作，所以就交給律師處理吧，這是最簡單和低調的方式。
Q：你覺得你給自己的情緒管理打多少分？
A：我原來就是一憤青，做完導演之后改變了很多。如果不做導演，我也不會在跑男里嘗試一個隊長的角色，怎么讓嘉賓們盡快融入、放松？游戲進行到一個瓶頸，要怎么推動？其他六個人的想法要怎么跟節目組對接？這些都要全方位的考慮到。以前我做演員，去一個劇組只需要管好塑造角色這一件事，每天沉浸在辛小豐的世界里就行了，別人不要打擾到我。但你做導演之后，各種瑣事都來了，經常在你最感性的時候，他來一句：導演，放飯；導演，他還有兩小時要飛了；導演，不行，明天雷暴。你的腦袋像突然被夾了一下。一天永遠都有幾百件事，還有幾百號人的情緒問題需要你調節。就像一列火車開出去了，你不能讓它停啊，得讓它如期到達站臺吧。所以我覺得做導演對我整個人生的幫助都很大，你會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角度，知道很多工種的不容易，所以才會有你剛才說的跑偏，才會有看到別人說你的時候，還能嘿嘿一樂。
來源：《芭莎男士》八月刊 作者：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