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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資料圖)
據南方周末消息，“我在微博上跟他拼了，為了真理。”崔永元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是指方舟子，2013年9月，因為對轉基因的不同認識，崔永元和方舟子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戰”，崔永元為此不惜從中央電視臺辭職。
“一個是他不停地告我，一個是我在微博上跟他拼了，所以什么中央臺的管理規定全部扯淡。我當時連續發微博，天天掐架，中央臺沒人找我，我知道有戲了，他們放棄管理了。”
崔永元對南方周末記者承認，其實一直在央視享受“特殊待遇”。
不用開例會，不用隨時被召喚，沒有人盯著他，一年只需去臺里12次——央視主持人不能隨意換發型，崔永元不得不每個月去見一次發型師。
央視從來沒在經費上壓制、克扣他;每一任臺長的辦公室都對他敞開大門，他可以直接走進去和他們談話。這一切特權，都是因為他“有病”。
“所有人都給了我最好的照顧，我沒有什么可抱怨的，真的。”崔永元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抱怨的是在央視做節目的理念。他遞過三次辭呈。其中一次，是他吃完安眠藥寫的，寫得“像胡風的三十萬言書”：“比如柬埔寨暴動連線，你就直接說柬埔寨這邊怎么樣就好了，干嘛非要‘××，你好’‘主持人，你好’，這不浪費時間嗎……‘為了今天順利直播，我們有三個注入點。’這話說得都是神經病。你說三個機位觀眾都不一定聽得懂。什么叫三個注入點，跟觀眾有關系嗎?”
甚至《實話實說》，崔永元也早在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后面三年半都是強撐著：“《實話實說》里，嘉賓們討論完，結尾都是開放的，但是他們不允許。哪怕討論再熱鬧，我最后也得對著鏡頭，把它歸納成一段結論，我接受不了。”崔永元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3年，崔永元最后一次交上辭職報告，為了好好和方舟子“吵架”。
從2013年9月開始，崔永元花了極大的精力在研究轉基因上，他甚至自費赴美拍攝有關轉基因的紀錄片，通過互聯網播放。他在2014年的政協會上提案，要求了解農業部“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職能、業務程序和工作流程。
崔永元說自己維護的是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他的理由簡單：如果轉基因真的好，為什么如此經不起質疑和反對?
2014年6月16日，崔永元發表公開信，要求就“轉基因”和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公開辯論。此前一天，柯炳生在農大主辦的“2014中國農業發展論壇”上，對崔永元拍攝的轉基因紀錄片發表看法，認為其觀點“不是主流，站不住腳”。
“在轉基因領域，你我都是外行。農大的學生很棒，他們在網上捍衛柯帥，雖情緒激動卻很少謾罵。所以，我們可以當著他們辯論一次。”崔永元說。
2014年6月12日傍晚，南方周末記者在中國傳媒大學老圖書館專訪崔永元。這座8600多平方米的老圖書館，如今成為崔永元的老電影資料館和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與其他博物館不同，每天5點半下班后，這里又成為學生的公共自修室。
離開央視，51歲的崔永元現在是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的理事長，也是中國傳媒大學的一名教授。他今天從事的主要工作，其實早在他仍是央視名嘴的時候，就已經在進行。2002年他開始了口述歷史的搜集拍攝，2007年他開始鄉村教師培訓項目，并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不得不說，央視對我有點特殊。”崔永元說。
我希望我們是全世界最好的電視臺
南方周末：如今的崔永元在網上吵架，似乎是個老憤青，偏執，也罵粗口，顛覆了原來電視上幽默、風趣的形象。
崔永元：其實我覺得這個狀態才是高興的，活得非常自由。現在想發火就發火，想罵人就罵人，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沒有什么公眾形象這一說，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實的崔永元。
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實，他只是遵守中央電視臺的規矩。現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只要不違法就沒有問題。
我倒勸告那些喜歡我的人，或者追星族，你們應該擦亮眼睛。如果現在這個崔永元，你們喜歡的話，你就喜歡下去吧，他這輩子肯定就是這個樣了。如果這樣的崔永元你不喜歡，你喜歡以前他在電視臺那個形象，那就算了吧，他不會回到那個形象了。
南方周末：你在央視，我們看著很風光，你的委屈從何而來呢?
崔永元：我覺得沒有什么委屈，非得說有什么委屈，實際上是兩個崔永元在打架，一個是體制中要服從命令的崔永元，他要做得盡善盡美;一個是本性的崔永元，瘋狂原始人。他們兩個得合成一個形象，就是電視里的形象;要不合成另一個形象的話，就是現在的我。
現在傳媒大學這里沒人管我，我估計只要有一個人管我，我又會覺得不舒服了。在中央臺那個環境里，我認為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給我創造了最好的環境和條件，我不得不說對我有點特殊。
其實是我給自己制造委屈，因為我有個烏托邦式的新聞理想，我非要摸到它。不光自己要摸到它，還苛刻所有同行都去摸到它。我希望我們是全世界最好的電視臺，勝過CNN和BBC，我們拍《動物世界》都要比他們拍得好——你說這事我管得著嗎?但我天天就在想這些事，所以我永遠不愉快。真的沒有人欺負我。
南方周末：你為什么有這樣的特權?
崔永元：因為我有病。大家都知道我睡不著覺，我到凌晨五六點鐘才能睡，睡到下午才能醒，你非得八點鐘開會，我藥勁還沒過呢，起不來，我那個時候開車會出車禍。我自己做過這樣的測試。吃完安眠藥以后，忽然又來靈感了，我就寫文章，寫完心滿意足地睡覺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不知道寫的是什么。前言不搭后語。也想不起來昨天是因為什么沖動了。
南方周末：你寫過三次辭職報告。
崔永元：在那樣的狀態下，我寫過兩次。錯字特多，但意思表達的就是辭職。一次是《實話實說》，選題報十個斃掉六七個，還常挨批，就不想干了。另外一次是四年前，《小崔說事》采訪了一批作家，社會叫好，卻沒有收視率，壓力巨大，我就不想干了。
我記得當時寫的信，有封特別厚，囑咐這個人要保重身體，這個要這樣，那個要那樣;中央臺目前的情況、下一步的規劃……熱鬧得很，像胡風的三十萬言書。寫得亂七八糟。
2013年，我真正把辭職報告遞上去，就四行字，說身體不好，不能勝任一線工作，希望調學校教書，請批準。就這么簡單。
南方周末：1993年，我看過新聞評論部的記者規范，那個東西很好，后來有沒有傳下來?
崔永元：那個是我參與制定的。當時我們覺得就應該有一個規范，為什么?因為我們所有人進去的時候全是外行，干廣播的、干報紙雜志的、搓澡的，什么人都有。反正來了，大家一塊干電視，不知道怎么做。
我們不知道采訪有什么原則，也根本不懂機位，有很多東西要規范。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你選題被斃了，怎么辦?我們把它寫出來，非常幽默——洗熱水澡，別的都沒用。但今天你要讓我補充，我就說把素材留好。
今天我做口述歷史，我明白了，要把素材留好。別因為被斃，就洗了錄別的了。當時大家在努力制造規范，也盡可能按照規范來做。
后來你會發現永遠做不到規范，還會發現規范在不斷完善和提高，就像跳高，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給你加，這樣既給你壓力又給你動力，你只要躍過去就是好樣的。但我永遠讓你躍不過去，最后一個桿把所有人全擋在外面，這就是它的魅力。
可現在我們面前擺的是鐵絲網，好像是規矩，實際上寸步難行，所有人都走不了，膽小的人就開始往后退，就導致今天這個局面。
南方周末：今天這個局面，有哪些往后退了?
崔永元：當時創業的那些人，我想問問，誰現在沒在退步呢?
以我自己為例，剛開始做《實話實說》的時候，我就想像我這樣兒化音這么多的人也能主持節目，算是電視媒體的一個寬容。像我這樣的人也能出名，也算是這個社會的寬容。
慢慢地我意識到我創造了個平臺，這平臺門檻非常低，過去不是專家、學者、部長或官員，就不可能進來。像街頭采訪老百姓，哪有呢?現在我們老百姓坐在演播室里，誰想說誰就說，愛說什么說什么，這是個大進步。
再后來，我發現這個平臺真正美麗的地方，是能容納不同聲音。過去是一個人說了算，比如說我在這個學校(中國傳媒大學前身北京廣播學院)上學的時候，來了個人跟我們講美學，講共產主義，我們只有鼓掌的份，不能提問，也不能反駁。但《實話實說》，你說著話，我可以打斷你，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來闡述我的觀點。
這些人在社會地位上，實際上是不同的。有的是高級教授，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他們在這個平臺上的話語權，完全平等，這個真了不起。但后來這個平等慢慢地就被剝奪了。
南方周末：你說央視是一個國家臺，它有獨特任務和職能。
崔永元：對，我覺得國家臺就是應該“不好看”。它好看就不是國家臺，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家臺是好看的，因為它承擔的任務太重了，它要傳遞信息，傳遞思想，要完成這些任務，表達民族歷史，如果是公共電視臺，還要負責所有在海外公眾的安全。比如說地震，國家電視臺就要告訴你，你在意大利跟誰聯系，在澳大利亞跟誰聯系，如何了解你親屬的情況，24小時就得干這個，這才是國家臺。
假如人藝是最好的劇院，它的話劇八點鐘首演，那國家臺就要八點鐘直播，新年音樂會要直播，最好的昆曲、外國最好的演出團的演出，最好的皮影戲，能談妥都應該在黃金時間八點播，你愛看不看，這是國家電視臺的責任。如果這時候還在討論沒人看，收不來廣告，這不是國家臺，是商業臺。
“到1999年，我忍無可忍了”
南方周末：你說《實話實說》你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從1999到2002年，你還強撐了三年。
崔永元：實際上是我們妥協了。我們覺得自己很聰明，他不讓我們保持開放性的討論，那我們就改成做個案，請一個人來讓他講故事，這就沒有爭論了。但故事里藏著很多問題，藏著很多觀點，就這樣來做。但后來，很多故事他也不讓你講。
另外我們覺得太累了。評書的故事講得多動聽，憑什么找個普通老百姓，語言表達能力也不行，我還費半天勁幫他調整。我還不如自己講呢。然后還要把自己的觀點想方設法放進去，放進去后，被發現了，給剪掉了。這是干嗎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說《實話實說》報十個題目斃了七個，這是哪個階段?
崔永元：這是常態，不是哪個階段。報題按兩個月算，九期節目，至少要報二十到三十個題目。當時南方有一個城市，把無人認領的自行車收集回來修好，刷成綠色給農民工用。但社會學者是反對的，什么意思?農民工騎綠車就沒有人偷車，是說以前這城市里偷車的都是農民工嗎?
有的人就說，這太矯情了。
我們就把雙方都叫來進行討論。結果最后，這個片子沒有通過審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聲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聲音是什么。
還有一期叫《納米不是大米》，當時納米是一個非常新鮮的詞，據說中國一下子出來一兩百個這樣的實驗室，納米產品很快上市了，納米冰箱，納米電視。其實在它身上，沒有研究透的東西還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這么多實驗室，這么快地出產品?
納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爭論非常激烈。審片的時候就沒有通過，他說建納米實驗室，這是國家的政策，你們不能質疑國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釋、說服過他們嗎?
崔永元：沒用。我曾經爭取回來一期節目，爭取了很長時間。
一個畫家，他小時候上課走神，聽老師說了一句話，說林彪不好，他就揭發了，這老師就倒霉了，關在學校廁所里，用糞水淹著他。那時候畫家很小，良心發現，就拿了個西紅柿給老師送去，當時老師說，我最喜歡吃西紅柿了。畫家深深記住了這句話。
三十年過去了，他成了著名畫家，特別想找這個老師說聲對不起。我們把老師找到了。畫家講完，老師滿頭白發地來了，他跟老師說了聲對不起。很好的節目，就是不讓播。
最后我堅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說你讓我改哪兒我就改哪兒，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纏著他，我就陪著他在那兒審片，你說去掉這句話，我就去掉這句話，加上那個鏡頭，我就加上那個鏡頭，最后播出了，100分變成60分，叫《對不起，老師》。
這樣的事后來越來越多，忍無可忍，到1999年我頂不住了，我厭煩了。
“娛樂可以更娛樂，信息量比《焦點訪談》還大”
南方周末：《小崔說事》和《小崔會客廳》這兩個節目是怎么來的?
崔永元：2002年，我住院出來以后，先做《電影傳奇》。我的醫生建議，說你喜歡電影，做電影可能對你的心態有好處。后來臺里說你不能老不露面，那就做個《小崔說事》，嘉賓講故事，我坐那兒聽就行了。十幾分鐘里要說三個事，實際上就是為了減輕我的負擔，一個事說五分鐘，一天就能錄四個。這樣就做下去了。
《小崔會客廳》是兩會的時候，領導想做這么一個高端采訪節目，好像之前好多主持人都做過，不合適，就想讓我做。很少有人讓我試這個，比如國慶直播之類肯定不會讓我去。神六還是神七上天的時候，讓我去直播，播了一下午就把我換下去了。他們覺得這種場合不能開玩笑。我是覺得什么場合都能開玩笑，除了追悼會。
他們問我，我也樂得試試，我不相信官員只會說那些話，官員也是人。在做策劃和聯絡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我得做進一步妥協。他們現在還做不到進來就回答問題。可能是秘書、秘書長、宣傳部門要跟你溝通一下，我說可以溝通。他們最早溝通時是拿著劇本來：我問什么，他答什么，我開什么玩笑，他開什么玩笑。
我說你可別這么弄，這么弄會出大事的。第一，我記不住，第二你們首長也記不住。到時兩人都斷詞，中央臺不管我，你可完蛋了。最好還是按照我們的職業規矩來，我們設定話題，看誰適合談什么。
南方周末：《小崔會客廳》一開始就確定了采訪對象是省部級官員嗎?
崔永元：對。主要采訪部長、省長和省委書記。我采訪的第一個人是周鐵農，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他很真實。我化完妝坐在那屋等他來。過了一會兒，外面挺熱鬧，就是大官來的動靜，然后他進來說“小崔你好”，然后握手，坐在那。他說，你有什么吩咐沒有?我說沒有，您有什么吩咐沒有?他說我也沒有。我說，那咱們就開始吧。
我記得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聽說我要采訪你，我家里特緊張，因為你是大官，我媽怕把我槍斃了。他說，聽說你要采訪我，我家里人也特緊張，說你說話沒情面，怕我在這里丟丑。這樣就聊得很好，很順利。
后來也有副委員長、副主席進來，他們也有在省里工作的經驗。其實我們特別希望采訪一把手，我還跟溫總理說，你應該接受我們采訪。就不能敞開心扉跟我們談談?
南方周末：《小崔會客廳》為什么沒有成為常規節目?
崔永元：我們想做常態，但沒有那么多省長天天陪你聊。如果變成常規節目，可能都得采訪到鄉長了。日常狀態下，我們采訪省長肯定是突發事件的時候，比如你這里煤礦爆炸，比如征地拆遷有公眾游行了，我當然第一時間想采訪你了，你不用跑到北京演播室，我跑到你那找你。
但你想他們在這時候會接受采訪嗎?這個難度非常大，那只有兩會是個好機會，所以后來就變成一個兩會期間的節目。我很喜歡這個節目，我甚至比喜歡《實話實說》還要多。
南方周末：近幾年，你自己也試過娛樂節目，包括《謝天謝地你來了》、《小崔說立波秀》。
崔永元：但不舒服。我覺得娛樂也不是這么做的，娛樂可以特別娛樂，表達的信息量比《焦點訪談》還厲害。
大家來驗收娛樂節目，看它廣告怎么樣，能不能請到大腕，現場好不好看，收視率高不高，網絡傳播怎么樣就行了。通常都用這樣的標準。
但我不是。每次說劇本的時候，我非常苛刻。我知道那些人這輩子都不想再跟我干活了，就那么十分鐘的戲，我把它當藝術品對待;人家都是總政、軍藝專業的話劇演員，我還在跟他們提角色體驗——雖然就那么兩分鐘，你得有個角色體驗，讓我們看出你的前世今生來。誰這么玩娛樂節目呢?多累啊!但是我就這么玩，所以我玩不下去。
你說滿場笑聲，我們做到了。我們是真笑真鼓掌，不是假的。現在還有人問，你敢保證你們一點都沒透露嗎?真是即興的嗎?我說我敢保證，從我進入這個節目，一直到我離開，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或者發生過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離開央視，這節目還會做。
南方周末：《小崔說立波秀》為什么停了?
崔永元：當時我們做的是40期的規劃，然后10期就停下來了。也是我的原因，我跟立波仔細聊了一下，兩個人觀點有分歧。
周立波覺得，你看我們沒有任何準備，兩個人恨不得化妝都在自己屋里，上臺就開始了。觀眾滿場笑聲，你還要什么呢?我說我覺得有問題，當我們在制造笑料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傳遞了一些不正確的信息和聲音?
他最煩我說這些話，但我每次都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做醫患關系，我們倆別好話筒往里走了，我跟他說，立波記住，不要下結論，下了結論，就沒法談了。結果上去剛三分鐘，他就結論，他說這主要是患者的問題。你說這還怎么談呢?然后下去我就跟他發火、拍桌子，后來就算了，不做了。沒法做了。
南方周末：你回了水均益一條微博，你覺得你們的時代過去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慨?
崔永元：我們那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人特別多，追求事業完美，想知道世界潮流是什么樣的，想知道踩在前一輩肩膀上能摸得多高，能看得多遠。
現在呢?孩子們特別現實，他在你這兒找一個體面的職業，過有尊嚴的生活。這一點錯誤都沒有。他們思考歷史和社會的方式也許跟我們不一樣，我們覺得人家淺薄，人家還覺得我們老朽呢!我們很多歷史，他們可能一眼就看穿了，而我們還糊涂在里面，這都是有可能的。但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確實融不到一起。
我跟這些年輕人的關系，就很像我和這個時代、和這個電視市場的關系。你們做得歡天喜地，節目賣得好、人氣高，我真覺得跟我沒關系。我想象的電視不是一個集貿市場，我想象的電視是跟哲學有關的這么一個地方，它是傳遞思想的，它甚至是產生思想的，如果這個達不到，其他沒用。
南方周末：你在微博回復里說，看好下一代，關鍵是他們“不聽話”。
崔永元：對。為什么我說未來在年輕人身上?你在采訪我，你身后這位年輕人就讓你看表，這在我們那個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意味著讓我趕緊停。但在他們來說這是很正常的。這就叫不聽話，但我非常欣賞，不聽話就是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就會出現無數美麗的碩果。憑什么采訪你一個老朽崔永元，我就得畢恭畢敬，就不能照我的職業方式去做?你想以你的資歷、你的權威，把這些人弄服，門都沒有。你對他的態度不好，他明天就到別處去，他有手藝，到哪都能活。
我特別高興，在我這一代或者我父母這一代是不可能的，工廠把他開除，他就餓死了，沒那么多工作崗位。現在他們機會太多了，我們惹他們，他們就給國外電視臺在中國的分支機構去干了。我最優秀的學生都跑到那兒去干了。你還惹他干嗎?
“想想李亞鵬、李連杰、崔永元，為什么要辦基金會”
南方周末：你的口述歷史團隊現在在做什么?
崔永元：現在做的是“抗美援朝”、“知青”、“私營企業家”系列。我們最近把“三線”專門弄出來了。“新中國外交”系列，我們采訪了七十多位大使。口述歷史工作量非常大，我們實施了也就15%或者20%，按現在的進程，在我有生之年，這東西不可能做完。
南方周末：這么大的工程，60個人的團隊，經費從哪兒來?
崔永元：學校每年為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撥款500萬元，來支付員工工資，按照教育部的相關規定花錢。今年我們計劃經費是2300萬，全靠我們基金會募款，然后監督研究中心按法律規定使用。
南方周末：永源基金會和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之間是什么關系?
崔永元：基金會跟研究中心是純粹的業務資助關系。基金會不是研究中心后院。基金會跟很多做口述歷史的團隊取得了聯系，資助他們工作。我們跟研究中心說得非常清楚：你們不比別人高一等，只不過咱們認識得早，僅此而已。對現有團隊，我們也以工作好壞來驗收，如果你質量不好，說不定一年后一分錢都不會給你。
南方周末：兩者間你起什么作用?
崔永元：我在研究中心沒職務，我不能在這報銷，也不能在這領工資，什么都不可以。我是基金會理事長，我有最終簽字權，我下面有個秘書長，負責日常工作。我們每年都做規劃，要所有的理事開會舉手通過。
比如一個新項目，理事會當時沒討論過或忽略了，沒想到要花很多錢，有的柜子要重新做，有的椅子要重新買，這個錢能不能從基金會出?我認為是可以的，我簽同意，但理事不同意。后來我只好自己掏幾百萬，買這些東西了，把展辦好。
南方周末：理事長權力受制于理事會。
崔永元：有了這個理事會，我第一次覺得挺郁悶，辦事效率太低，后來越來越覺得好。它基本上制止了你犯錯的可能性，你腦袋一熱可能就會犯錯。我們一個員工，特別好，受了些委屈，我說給他發十萬塊錢的獎金。結果秘書長說，基金會不會發委屈獎，沒這開支。我說那我都說了。那你就自己給吧。結果就從我卡上劃了十萬塊錢給人家發獎金了。
后來我說，我還是謹慎一點吧，別亂說話了。亂說話，你會把自己弄得傾家蕩產的。
南方周末：怎么讓公眾看到你的透明化呢?
崔永元：公眾的透明化是有法律前提的。以前我的基金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下屬，我的賬目需要公開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錢都需要紅基會知道，它給你審計，完了向社會公布一張審計報告，是符合國家法律的。
那些質疑者說這樣不行，我要看你基金會的賬本。這是不可以的。不是說不讓你看，而是它增加了成本。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賬本，監督我，希望你看我的每張發票，那我是不是要有人陪著你，要有人接待你?如果我把它貼在網上，是不是我要回答你的每個問題?這些都是人力成本，國家規定基金會的管理成本為5%，不超過10%，如果那樣公開，基金會的管理成本可能會到20%甚至30%。
公眾質疑絕對是沒有錯的，但我希望大家在質疑過程中，慢慢熟悉公益慈善的操作流程，熟悉它相關的法律，不是說你想看什么，我不讓你看，就是我心里有鬼。
南方周末：怎么看李亞鵬、李連杰的基金會引發的爭議?
崔永元：李亞鵬也好，李連杰也好，包括我——可能這里面我(身價)最差——我們出席一個商業活動，做個廣告，拍個電影、電視劇，拋頭露面，一年掙個幾千萬還是挺容易的。
為什么不這么做，而是辦個基金會，弄來幾千萬，然后想辦法冒風險從基金會“黑”幾百萬?你會不會覺得這人腦子進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