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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凌晨零點19分，桑蘭在醫院產下一名男嬰。
有一份能自立的工作和有保障的經濟來源，戀愛、懷孕、生子，黃健陪伴桑蘭共同規劃了一個完美人生。必須打下去的跨國維權官司，是一個高位截癱運動員家庭看似冷酷無情的現實選擇。
產子
這是北京航空總醫院8樓VIP產科病區，每間病房自帶一個寬敞的會客廳和盥洗室。會客廳里，有帶轉角的布藝沙發、冰箱、粉白相間的衣柜，厚厚海綿靠背和坐墊的升降式座椅，每天1500元的花費獲得的是“家”的舒適和溫馨。
4月14日凌晨零點19分，桑蘭在這家醫院產下一名男嬰。4月17日本刊記者在病房見到桑蘭時，已經撤掉了動脈檢測儀器的她躺在病床上休息，旁邊嬰兒床上，5斤7兩重的兒子睡得正酣。
這天下午，桑蘭一直在對護士說：“我的奶水很多很好啊！”但是她的兒子只能喝奶粉——因為在吃降血壓的藥，她不能像普通母親那樣親自哺乳。好在她瘦弱的、恢復了基本運動功能的手肘和手腕還能承擔起兒子的重量，沒有什么能比親自抱著兒子更快樂的了。
“2008年，桑蘭在紐約的時候曾經問過自己的主治醫生瑞格-納森：‘我能不能懷孕生孩子？’醫生當時笑了，回答說：‘放輕松，沒問題。’”桑蘭的丈夫黃健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回憶，“我當時也在場，只是她的經紀人，還不是男朋友。”
懷孕生子，是在黃健和桑蘭2012年底領證結婚的時候就規劃好的人生，但這個寶寶來得有些突然。“檢查出懷孕后，我們很擔心能不能生一個健康的寶寶，因為擔心桑蘭平時吃的幫助排尿的膀胱松弛劑對胎兒發育有影響。”黃健說，雖然瑞格-納森通過郵件回復“臨床上尚沒有發現此類藥物的使用會影響胎兒”，但是黃健說，他很難做到醫生建議的“放輕松”。
預產期前半個月，黃健特意找到中國醫科大學航空總醫院麻醉與疼痛醫學科主任安建雄博士為桑蘭會診——一年前安建雄博士和院長高國蘭教授曾聯手救治“漸凍人”呂元芳。安建雄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桑蘭在孕期就出現了貧血、高血糖、高血壓、感染等多項并發癥，在麻醉和手術期間，像她這樣的高位截癱患者更容易發生肺栓塞和腦血管破裂等致命性并發癥。因此，會診后醫院立刻在人員分工、設備和藥物配備、麻醉手術的細節方面做準備，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突發意外制定詳細預案。
4月13日下午18點，桑蘭突然有了宮縮反應，比預產期提前了3天。從醫學上說，對高位截癱患者進行剖宮產，在臨床上沒有什么難度。“麻醉方面的控制是這次手術的一個難點。”安建雄稱，高位截癱患者無法自我感知，所以選擇何種麻醉方式以及麻醉程度的控制是手術的關鍵。據安建雄介紹，手術現場醫療小組對桑蘭進行了全身麻醉，同時運用了檢測麻醉深度的儀器來控制麻醉程度，最終手術才得以順利進行。“我們還特別注意手術時血液和血壓的情況，比如是否會產生血栓的可能性。”高位截癱的患者因無法運動很容易產生血液流通慢，造成血栓的情況。“生產過程中，血壓造成的波動也有可能產生血栓的情況。”安建雄稱。
桑蘭順利產下的男嬰，醫生的評分是10分。“目前桑蘭重要器官功能基本恢復到手術前水平。”安建雄說，現在一是繼續抗凝治療防止血栓形成，二是進行康復訓練，預防腸粘連等并發癥。“我們從手術結束后就積極采取康復措施，但這些措施只能降低腸粘連并發癥，不能完全避免。”
被質疑的愛情
一個是高位截癱的社會名人，一個是一表人才的普通經紀人，即使已經結婚生子，這段看起來不對等的婚姻中男方黃健的動機依然讓很多人心存疑慮。而2011年4月，在兩人明確戀人關系后發起的跨國維權官司，似乎更為這份疑慮添加了一個有利的佐證。
黃健給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帥氣，對人熱情隨和，說話直爽也懂得察言觀色。在和航空總醫院打交道的半個多月里，他和這里的醫生、護士混得像哥兒們一樣熟。
按照黃健的說法，他祖籍福建，從小在北京長大。他6歲開始練擊劍，在人大附中上中學時入選北京市擊劍運動隊，師從北京體院（現北京體育大學）王首鋼教授，中國擊劍名將葉沖是他的師兄。
1997年黃健正式從北京隊退役，一邊在學校當體育老師，一邊在月壇的天行健身會上擊劍課，推廣擊劍項目。同一年，體育報上登出招考體育經紀人的消息，那時中國還沒有職業的體育經紀人，對這個領域有一定了解的黃健參加了考試，順利通過。
在正式成為職業體育經紀人前，黃健在國家體育總局下屬的三產公司工作過一段時間，“承接一些大型賽事的策劃，接觸各界人士，積累經驗和人脈”。
作為一名體育經紀人，黃健只涉足職業體育，比如足球、籃球，國外球員國內的商業開發和代理，以及體育賽事的開發。“我從不做奧運冠軍和現役運動員。這些人歸中心管，國家培養的，一般的經紀人插不上手。”黃健坦言，在中國，體育經紀人的空間不大。“就是代替球員談廣告和商業合作，教球員應對媒體，運作轉會，做居間行際代理。收入不說多好，比一般小白領強。”
桑蘭與黃健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99年11月初，桑蘭從美國回來不到半年。莫慧蘭（桑蘭隊友）帶著黃健去桑蘭家看她。黃健回憶：“那個時候姚明、劉翔還沒有出名，體操、乒乓球、足球等項目在體育圈里比較熱。之前是在新聞聯播里看到桑蘭，以為她凡事都有人管著，吃穿不愁。結果到她家一看，生活條件并不好。”
這時期桑蘭的經濟收入主要有三個來源：國家體育總局和浙江省體育局各給了桑蘭20萬元工傷補助，有一部分是單位和個人的捐款；每月1600元人民幣的工資；每個月500美元的桑蘭基金補助。桑蘭基金是指1998年由美國人、在美華人為桑蘭募捐的款項，共17萬美元。當時存入銀行生息，從1998年開始每個月支付500美元給桑蘭做生活補貼，至2008年桑蘭赴美要求全部拿回自用為止。
桑蘭當時住的是月租1000元的55平方米的房子，中國條件最好的康復醫院博愛醫院對面。桑蘭可以住到離開時為止，房租也不會增加。桑蘭在這里住到2005年。
這些并不能減少桑蘭經濟上的不安全感。2009年，桑蘭曾在博客里回憶剛回國時的狀況，她提道：“為了保險能夠繼續有效，我每年需要購買500美元的藥品，而這個是需要自費的，單位也是無法報銷的。我受傷時還沒有體育保險，當然賠償金與最近受傷的一些運動員是有一些差距的。而我現在的一些醫療，大部分是需要醫保來報銷的。而現在我也只有更好地工作，才可以讓生活過得更好。”
黃健還記得，午飯是在博愛醫院餐廳吃的，“桑蘭爸爸推著坐輪椅的桑蘭去的餐廳，吃的是上海菜，那頓飯還是我請的”。這次吃飯，桑蘭希望黃健能幫她安排一些商業活動，卻又不敢授權。黃健有自己的原則，做經紀人可以，必須授權，而且還必須是獨家的。“桑蘭怕找經紀人一事被劉國生、謝曉虹夫婦知道。她說：‘美國的阿姨不讓我做這樣的活動，老說我喜歡出風頭。’”
其實黃健在擊劍隊的時候就見過桑蘭。“她在體操隊，內向害羞，跳馬是她的強項。我們的訓練地只隔了一條街。體操隊的女孩經常出來買肉餅，有一次桑蘭沒排隊，被我說了一句。”事隔多年再見到桑蘭，黃健的感受是：“單純，直爽，不怎么會說話，只知道生存。”
黃健認為，和其他經紀人比，他最擅長的是為人規劃發展路線，具體到每一步該怎么走。他毫不諱言，“保姆門”、“飛機門”雖然都是事出有因，但其后事件的醞釀、發酵以及發展，都是他一手策劃的。“‘保姆門’的時候，桑蘭所有的博客都是我寫的。”“甭管別人怎么質疑，我就想問一句話：‘你還記得桑蘭吧？’”
但是1999年，還少有明星參與公益事業，黃健認為桑蘭雖然有點名，也沒什么商業價值，“坐輪椅的，能干什么？”所以，這頓飯后，黃健說，他純粹是出于運動員之間的同情和幫忙的心理，沒事會去桑蘭家看看，像普通朋友那樣聊天，帶她參加活動，告訴她怎么應對媒體。
雖然黃健承認，“后來桑蘭也接了一些活動掙了點錢”，但是他一直向桑蘭灌輸的理念是：你沒有商業價值，只有社會價值。在黃健的定義里，“企業通過名人明星宣傳代言自己的產品，名人明星拿到代言費，這叫商業價值。而桑蘭屬于公眾人物，她是殘障人士，又是受傷的運動員，她跟這些特定人群有關系。所以這些年，無論‘保姆門’、‘飛機門’，還是后期做的公益事業，都跟這幾個人群相關。大家光看到名人桑蘭和小保姆較勁，名人桑蘭坐飛機耍大牌，打官司忘恩負義，其實我希望向社會傳達的是：家政服務問題，殘障人士的出行權益保障，受傷運動員的維權要通過法律”。黃健說，“保姆門”時期，桑蘭單篇博客曾創造了100多萬的瀏覽量。這么做的目的，是讓桑蘭持續保持關注度，“否則過不了多久，誰還記得她？”
2002到2006年，桑蘭到北大上學，黃健去深圳做足球經紀人，兩人合作逐漸轉淡。“中間聯系過一兩次，幫她去談過一次廣告，對方只肯出80萬元，而給劉翔的是1000萬元，我覺得太少了，沒談成。直接告訴她不行了，就離開北京了。”黃健說，此后兩人徹底斷了聯系。有段時間他對桑蘭挺有意見，覺得她不懂事，“我這么幫你，沒事也不主動打個電話，發個短信問候一下”。
2006年，回到北京的黃健給桑蘭打了個電話，聊了半小時，桑蘭主動提出“好久不見，一起吃個飯”，黃健于是開車去了北大。“她那時境況不太好，跟經紀人有矛盾，見到我挺興奮的，想讓我幫她安排一些活動。”
隨著北京奧運會的臨近，桑蘭的活動日漸增多，黃健為她做了一個整體策劃：有些事該去，有的不該去。“那時候桑蘭在星空衛視做主持人，但是星空衛視落地不好，桑蘭又脫離體育界太久，傳播性不夠。我為她重新做規劃，參與奧運活動。”黃健說，桑蘭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他就建議桑蘭多做公益活動，而從校園開始走入社會的桑蘭雖然有了變化，但是對黃健的信任并沒有改變。“這次合作，感覺她和以前區別很大。有些話跟她說，她能懂，認可的東西，會做。比如，有些和奧運相關的活動，錢雖然不多，但是公益性質的，我說應該去，她能明白。桑蘭出一次門，特別折騰，要提前導尿。采訪一做就是幾個小時，必須控制飲水量。央視的很多采訪，一次500元到1000元不等，還不夠我倆來回折騰的。但我說得去，她就去，很聽話。”
“她已然是一個公眾人物，這就是她的飯碗。她想生活得更好，不做這個，她能做什么？”
2007年開始，黃健對桑蘭的感覺有了變化，“就像我的妹妹，很親，出遠門的時候，會很牽掛，放不下。”
黃健承認自己結過一次婚，前妻一直生活在深圳。兩人相識于朋友聚會，2007年結婚，2009年離婚。黃健說，前妻知道他是桑蘭的經紀人，也知道他像對待親人一樣照顧桑蘭，還曾經嫉妒過，但是離婚并不是因為桑蘭，而是因為長期兩地分居造成的情感疏離。
2010年，桑蘭在微博上宣布自己有了男友，兩人的感情浮出水面。“桑蘭其實教了我很多東西。她的堅強，她對人的觀察和分析，她對我的包容。”黃健坦率地說，他有些大男子主義，平時好抽煙喝酒，桑蘭雖然不喜歡，但是會柔和地處理這些矛盾。“她會跟我說，你想抽煙的時候能不能去廚房，把抽油煙機打開？或者在我宿醉后醒來的早晨跟我說，你以后喝完酒能不能去外面睡？打呼嚕吵得我睡不好。”黃健說，每次聽到桑蘭這么說，他就會特別愧疚。
黃健很有女人緣，身邊異性朋友很多。桑蘭有時也會嫉妒，但這絲毫不能影響她的自信。“有時候她一邊照鏡子一邊對我說，你看我皮膚多好，你那些朋友誰能比得上？”黃健說，桑蘭甚至有一次半開玩笑地對他說，我要是沒癱瘓，怎么會看得上你？
不過，兩人在很多方面思想一致。有一次桑蘭跟朋友出去唱卡拉OK，玩到晚上零點多鐘才回家，桑蘭的父母不太高興。黃健則認為，年輕人應該有自己的娛樂生活，哪怕是高位截癱的殘疾人。他希望桑蘭能像普通人一樣正常地生活，感受普通人都能有的快樂。而這也是桑蘭喜歡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但還是會有一些時刻，會讓黃健意識到，桑蘭畢竟不是普通人。“大半夜的，保姆準點會過來掀被子，因為要給桑蘭導尿。”黃健說，介入兩人生活的保姆的存在，讓他很沒有隱私，這是最讓他受不了的。
在桑蘭、黃健的講述中，2011和2012年，是一段誰都不愿提及，但都忘卻不了的時間階段，中間的細節不堪回首，但足以令兩人找到彼此的心理支撐和依靠。
當時，桑蘭、黃健從美國打官司回來，官司前景不明朗，原律師海明又頻繁地在媒體上表達不利于兩人的言論。“每一天，我起來后，腦子都嗡嗡的，就跟炸了似的，我真覺得太難了，從來沒有這么難過。”桑蘭說，“像是之前的保姆事件，你的朋友會理解你，知道中間的難處。但這次打官司，朋友們都不理解了，只有我和黃健知道那種感覺，就連鄰居都和我們說，別打了，差不多就行了。”
2012年除夕，當時保姆回老家，家里只剩下桑蘭和黃健，兩人包了50多個餃子，晚上看春晚，吃餃子，心里想的卻是官司的艱難，以及如何應對接連不斷的不利新聞，而那些刻意營造出的過年氣氛，只會加重彼此之間的難受心理。
“我們是含著眼淚吃餃子的。”黃健說，“我這一生，那個除夕是最難的，就覺得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們兩個人。”
桑蘭回憶那段心情時說：“就好像是世界都站在我們兩人的對立面一樣。我們真的都快抱頭痛哭了，我是運動員，不愛哭，但那一刻我覺得真的是崩潰了。但后來我們扛過來了，我們是怎么扛過來的，不是別人支持你、給予你，是我們兩個人自己扛過來的。”
2013年9月22日，相戀4年的桑蘭、黃健領證結婚。花樣滑冰雙人滑選手張丹2006年跟桑蘭和黃健相識并成為好朋友，現在住一個小區，沒事經常去桑蘭家蹭飯吃。“黃健喜歡做飯，廚藝挺好的。”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張丹說，桑蘭嘴巴很厲害，性格直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遇到不喜歡的人，也不勉強要交朋友。黃健在外面有些大男子主義，但和桑蘭在一起，特別為對方著想。兩人平時也會吵吵鬧鬧，感情很好。“去她家吃飯，看他們的聊天方式，就是很熟的一家人。遇到黃健炒菜有失水準的時候，桑蘭會說，你今天這菜怎么做得這么難吃啊？”
桑蘭稱黃健在外吹牛皮，在家中其實是慫人一個，對黃健的稱呼也從黃爺到黃叔，再到黃哥，最后變成“姓黃的”。曾經因為黃健準備晚餐過于浪費，憤怒的桑蘭把黃健逼得“離家出走”，還用微信“連環罵”。但是對于妻子厲害的嘴皮子功夫，黃健說自己有一套獨特的應對方法：“她訓我的時候我就聽著，從來不還口，適當時機就道歉，還有就是手機絕對不能關機，關機是很惡劣的。”
兩人透露，正因為過去幾年中經歷的風雨，讓他們產生了感情。尤其是之前備受矚目的跨國官司，成為兩人感情的“催化劑”。接受媒體采訪時桑蘭表示：“我已經不是20歲出頭的女孩了，我要的不是那種浪漫了，我要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在一起互相支撐，這是我想要的另一半。”
必須打的官司
2011年4月28日，桑蘭在美國的代理律師海明向位于紐約市曼哈頓區的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交訴狀，起訴對象包括5個機構和3名個人，分別是：美國時代華納公司，美國體操協會，TIG名下的兩家保險機構，一家名為RIVERSTONE的保險代理公司，友好運動會創始人、前時代華納副董事長特德-特納，桑蘭受傷后在美監護人劉國生、謝曉虹夫婦兩人。起訴書總共列舉了針對上述8個被告的18項控罪，每一項的索賠金額均為1億美元。
這其中，最讓人吃驚的是后者。此前，劉、謝夫婦一直被看作桑蘭的恩人。
黃健承認，打官司這事是他提出來的。“跟桑蘭合作時間長了，老聽她說起劉伯伯、謝阿姨，故事聽多了，就覺得里頭有問題。”黃健說，2010年，桑蘭委托他去銀行取一筆5萬美元的保險公司賠款，他覺得不對，“買個保險，醫療費都到1000萬美元了，怎么只賠5萬美元？”他仔細看了當年對這筆錢所做公證書的內容：“紐約國寶銀行賬戶1998年存入5萬美元，1999年又存入了1萬美元，錢早下來了，怎么2010年謝曉虹才通知桑蘭去取錢？利息呢？”黃健說，桑蘭以此為由詢問謝曉虹，對方卻回復，“這是我跟你劉伯伯捐的錢”。聯想起此前“保姆門”鬧得沸沸揚揚時，謝曉虹曾經給桑蘭打電話說，“拍你們的情景劇，廣告多好，別鬧”，黃健覺得事有蹊蹺，他和桑蘭將受傷以來的所有過往回憶了一遍，找到了線頭——“為什么不跟時代華納打官司？作為對外監護人，為什么不幫桑蘭爭取權益？”
對黃健的這個問題，劉、謝夫妻在電話里答復：“為了中美友好。”
起訴劉、謝夫妻，桑蘭一方給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劉、謝夫婦剝奪了桑蘭父母的監護權，二是劉、謝夫婦沒有盡到監護人的責任，反而在監護期間涉嫌侵犯桑蘭的隱私。
劉、謝夫婦的律師莫虎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講述了劉、謝夫婦當年愿意照顧桑蘭的原因：“當時他們在中國做體育彩票，跟體育總局關系非常好。謝曉虹又是體操協會名譽副主席，作為華僑他們贊助了體操協會，也是很有愛心的夫婦，他們也有經濟條件。謝曉虹信佛教，他們完全是出于好心和愛心。”
至于剝奪監護權的問題，莫虎說根本不存在。“她媽媽當時也住在家里，完全是一片溫馨。她媽媽是農村人，非常靜，也不會講英文，她們的生活、醫療各方面得到劉、謝的關心和照顧，根本就沒什么矛盾。現在是有人為了達到目的，把事情扭曲了。”
對于莫虎的描述，黃健也不完全否認。他表示，劉、謝夫婦對桑蘭的好他們不會忘記，但話鋒一轉，他又強調：告劉、謝是法律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情理的問題。
“當年不管是訴訟還是和解，只要他們有所行動，也不至于我們因為過了追訴期而這么被動。因為某種原因造成了傷害，憑什么我們還要背著這個責任？桑蘭自己也強調要明晰責任。”
“撤墊子”是挑起訴訟的直接導火索，但也是一大疑點。一切都要從1998年7月22日說起，當天桑蘭在第四屆美國友好運動會的跳馬賽前練習中不慎受傷，造成頸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癱。對于造成事故的原因，新華社在對桑蘭的采訪中如此報道：“當時是比賽前的跳馬熱身練習，桑蘭在起跑并快踩踏板的時候，一名羅馬尼亞教練在運動員要落地的地方去撤墊子。”桑蘭認為，這個意外影響了她的動作，才導致她嚴重受傷。
但這只是桑蘭本人的說法，目前既沒有人證也沒有物證，一些當時在場的目擊者日后回憶說，他們并沒有看到有人撤墊子。Nessa是那屆友好運動會跳馬金牌得主，當天與桑蘭同場競技。在“桑蘭案”見諸報端的第二天（4月29日）通過個人官網回憶說：“我不記得看見有人移動墊子，也從未聽見有人議論過移墊子的事。”黃健也不否認欠缺證據，他說：“桑蘭說當年有人撤墊子，確實沒有第二個人去呼應。”
桑蘭曾透露，當時的轉播方CNN有一盤錄像帶記錄下了“撤墊子”一幕，但這個關鍵物證存在與否，目前也是個謎。而當年有可能目睹那一幕的中方在場人員，對桑蘭“撤墊子說”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回避。前體操中心主任高健、女隊主教練陸善真以及劉群琳均不愿談及那個關鍵問題。
而為何時隔十幾年后，才提出受傷是因為有人撤墊子，桑蘭對此的說法是，事發當年，曾收到中國代表團的“封口令”，不讓她對外披露受傷原因。
對此，有體操協會的負責人曾做出這樣的回應：“誰說要封口，不讓你說話？你接受了多少采訪，見了多少人？席琳-迪翁、萊昂納多，包括美國的一些政要，你有什么委屈的？”“我們沒有剝奪她父母的監護權，你不能說人家不幫你爭取，人家是照顧你幫你治療的，不是幫你打官司的。你父母沒這個訴求，你個人也沒這個訴求。”
事實上，黃健和桑蘭對劉、謝夫妻質疑最多的是，他們借照顧桑蘭獲取到社會名望以及政治資本，并從發行體育彩票一事中得利，卻沒有行使監護人的權利，替桑蘭爭取應得的權益。
一位知情者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桑蘭受傷后，很多人都表示愿意照顧桑蘭。當年體操協會委托劉、謝夫妻照顧桑蘭時，并沒有出具書面委托，更沒有明確劉、謝監護桑蘭的權利和義務，一切就像是一種私人托付。“這是一種很不專業的做法。你不能把一切推給一個美籍華人，他們不是體制內的人，也不是專業的護理人員，同時讓住在他們家的桑蘭母女有寄人籬下、受人恩惠的感受。”黃健也指出：“桑蘭有保險，完全可以走法律程序。”
由此，關于體操協會和劉、謝夫妻為何會存在一種近似朋友間的密切關系的猜測，牽出了劉國生和中國體育彩票的關系。
劉國生最早意識到中國彩票的商機是1986年，當時他得知中國即將發行彩票，開始尋找機會并于1988年在北京投資創辦了“北京樂達利實業公司”，成為福利彩票三個定點印制單位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個介入中國彩票的外商。這一年，桑蘭7歲。
1994年，經國務院批準，體育部門開始發行長期體育彩票。也正是從那年開始，劉、謝公司成為中國體育彩票的定點制作單位。此時，距離桑蘭美國出事還有4年。
“不是說人家照顧你桑蘭了，才拿到了彩票的生意，人家早就做了。”知情人總結道。到了2003年，劉國生的樂利達公司退出中國，中國體育彩票由樂利達的壟斷進入體彩中心自身的壟斷。劉國生曾在博客中透露，走的時候沒有一分錢債務問題和稅務問題，干手凈腳地來、干手凈腳地去。
“當時劉國生是被總局一位新上臺的領導趕走的，彩票后期出了多起腐敗事件，都是在劉、謝離開之后所發生的。”知情人還表示，“體育彩票給中國體育帶來了多大貢獻，你得感謝人家，你要看他正面給這個事業帶來了哪些貢獻，你現在看人家發財了就說他一定是奸商，你沒有證據不能胡說。他跟總局什么關系，他跟彩票什么關系，他們是合作關系，這是沒有問題的。”
黃健不否認，打官司的每一步都和桑蘭形象的策劃定位是相連的。“我跟桑蘭說過，我對她的定位是：有爭議的公眾人物，在爭議中前行。”
黃健很懂得如何選擇合作對象，控制整個局面。比如桑蘭生產選擇航空總醫院而不是協和，他都是有考量的。“協和太牛×，我和桑蘭在那里沒有太多話語權。”而在航空總醫院，安建雄明確告訴本刊記者：“對桑蘭的所有醫療行為對家屬黃健都是公開透明的，這是現代醫學倫理學對病人及其家屬知情權所要求的。醫療小組的主要負責人高國蘭院長和我都有在美國著名大學學習經歷，在這方面格外開明。但邀請黃健參加醫療組的所有學術討論絕對不是常規行為，這主要是黃健長期親自負責桑蘭的日常保健工作，包括導尿和康復訓練等專業醫療行為，他的加入對桑蘭的醫療安全有積極幫助。”
但是就如同黃健自己說的，“算得再精，都有失手的時候”。律師海明的出現，打亂了黃健的整盤棋。
在通過網絡得知桑蘭要打跨國官司時，美籍華人律師海明通過郵件毛遂自薦，要求免費為桑蘭打官司。考慮到海明的名氣和積極性，再加上又是華人方便溝通，黃健最終選擇了他。然而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6月，在未征得黃健同意的情況下，他發了一份經過公證的法庭證詞，證明桑蘭受傷后在美生活期間曾遭性侵。7月，桑蘭不得不到紐約一警局報案，指控劉國生和薛偉森在13年前對她進行性侵犯。“性侵”一事，在黃健和桑蘭看來屬于非常隱私的東西，他們從未想過要公之于眾，只是因為黃健在酒后跟海明提及“薛偉森給桑蘭買文胸”，被海明以有利于打官司進行渲染和利用。8月，官司還未了結，海明以拖欠律師費、拖欠房租等訴狀，把桑蘭推上了紐約地方法院的被告席，并以此為由到聯邦法院申請不再擔任桑蘭的代理律師。至此，桑蘭有一種受騙的感覺，而她的公眾形象也跌落到最低點。黃健對于當初的選擇也很是后悔，“聯系到后來發生的這些事情，我才意識到當初自己的選擇是多大的錯誤”。
黃健說，打官司一事，尤其是“性侵案”被曝光后至今，再沒有活動找桑蘭。這種情況下，黃健重新對桑蘭做了定位，“徹底拋棄名人的光環，還原成普通人。官司一定要打下去”。擊劍運動員的經歷，讓黃健“好斗”。在外面開車的時候，他經常和其他車主“斗氣”。但是堅持把官司打下去，并不純粹源于斗氣，更多的是現實的考慮。
2011年8月，在和海明徹底決裂前，桑蘭和海明在美國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與被列為被告的美國體操協會以及三家保險公司達成和解，后者承諾給予一定程度賠償，桑蘭也由此撤銷了對他們的訴訟。這三家保險公司和美國體操協會在記者會前和桑蘭進行了三小時的閉門會議，最后雙方簽署了和解協議，承認1998年美國友好運動會上桑蘭的受傷并非個人失誤，保險公司理賠1000萬美元增加中國部分的醫療費用的賠付。
2012年10月5日，桑蘭委托徐曉冰律師向美國聯邦法院紐約南區法院遞交起訴書，對時代華納提出三項指控，要求其做出賠償。這三項指控為：違約、食言和信賴損害。2014年2月25日，桑蘭案主審法官阿娜麗薩-托雷斯簽署裁決書，撤銷桑蘭對時代華納的全部指控。
黃健對此的解讀是：案子還有希望，保留了對劉、謝的幾項起訴，接下來是法庭問話，原、被告雙方都要出具證人和證物。桑蘭一方將據理力爭，繼續上訴。同時，桑蘭一方和前律師海明之間的官司也在進行中。（來源：三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