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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
10月10日報道 杜琪峰和韋家輝等人為代表的“銀河映像”曾給影迷帶來一系列經典港片，是吳宇森、徐克等人之后，香港電影的代名詞。除了導演身份，杜琪峰最近也做起了策展人，他聯合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推出“光影記憶——香港電影與電影中的香港”特別影展，選取了從上世紀50年代到2010年、跨越60年的16部香港經典電影，涵蓋家庭、愛情、喜劇、犯罪等多種類型，表現了不同時期香港的社會風情和城市風貌，執導者從馮峰、李鐵、楚原到吳宇森、許鞍華、關錦鵬，再到王家衛、陳果、爾冬升等，無一不是香港各個時期最優秀的導演。影展從10月1日開始，一直持續到本周日。
這次杜琪峰之所以成為策展人，一方面因為他的個人作品有著非常強烈的香港印象，影展的開幕片《文雀》就像是他寫給香港的一封情書；另一方面，他的成長經歷也伴隨著香港電影的興衰往復，以及這座城市的巨大變化。
出生于1955年的杜琪峰，童年曾生活在香港著名的三不管地帶——九龍城寨，短暫住過一年后，全家搬到旺角。由于父母在戲院工作，他有機會看了許多電影，他的童年剛好是香港電影第一黃金時代，“光藝”“電懋”“邵氏兄弟”等大型現代化制片企業登陸，并涌現出了時裝文藝片、粵劇片、黃梅調電影、喜劇片、歌舞片、青春片等各種題材和類型的影片。
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大廠體制由盛而衰，電視臺開始了初步發展。中學畢業后，杜琪峰進入了無線電視臺，從信差做起。香港新浪潮的領軍人物徐克、嚴浩、許鞍華等人都是從無線發家，但和早早出來拍電影的他們不同，杜琪峰在電視臺沉淀了更長的時間，直到1986年跳槽到新藝城后，才以電影導演為主業。杜琪峰說，在無線工作時期，他依舊會去戲院，多是黑澤明和梅爾維爾那樣的日本、歐洲電影。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進入第二個黃金年代，杜琪峰替新藝城、大都會、東方電影、百嘉峰等多個公司拍攝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有《阿郎的故事》《審死官》《東方三俠》《天若有情》等。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于社會人心浮動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香港經濟發展出現了頹勢，電影工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低迷，傳統的大片長制、衛星制和院線營銷模式出現很大問題，制片公司趨于個性化，在美學層面上也顯現出了風格化特色，這其中，杜琪峰、韋家輝、游乃海等人合組的“銀河映像”便成為典型。
開幕式結束的第二天，杜琪峰接受了記者的獨家專訪，暢談自己電影記憶同時，也介紹了自己最新作品《毒戰》和《盲探》的最新進展。
選片標準
要溫情，不光是打打殺殺
新京報：這次有很多電影內地觀眾并不熟悉，你的挑選標準是？
杜琪峰：我們之前在巴黎做的影展選了90多部電影，這次規模有些縮小，但都是非常有代表的電影。有些電影里的很多景已經找不到了，變成了嶄新的大廈。之前大家對香港電影的印象都是動作片，我希望通過這些影片，大家能夠了解香港的過去。
我有意選些對內地觀眾有一些新鮮感的東西。也有電影是表現香港這座城市的印象，比如在《72家房客》中的“村屋”，那承載了香港一代人的記憶。這些電影里面呈現的，不是商業片里的打打殺殺，而是我們每一天生活中會遇到的情況，鄰里之間的關系，有很多溫情的東西。
新京報：你個人比較喜歡哪幾部？
杜琪峰：這16部電影里，我比較喜歡《半斤八兩》。這部電影拍攝于1976年，那個時候我剛出來工作，二十七八歲，充滿著干勁。這部電影也象征著香港社會的一個新生。
新京報：在這16部之外有沒有一些遺珠？
杜琪峰：不能說選進來的電影好，沒選的就不好。以前的電影工作者付出努力為香港，我們最好的時間是上世紀80年代，那也是經過40、50、60年代電影人的積累過來的。我和舒琪（香港著名影評人）選擇這16部電影，會有感情色彩，但不能否認其他電影也是非常優秀。
新京報：馬丁-斯科塞斯有自己的基金會，資助一些機構修復經典老片，你有這樣的想法嗎？
杜琪峰：香港電影資料館不停地在做修復工作，費穆的《孔夫子》是最近的一個大項目。他們按照多方面的意見和看法來選擇修復。但整個時代很大，不能每一部電影都要修復，只能找些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