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周刊》日前刊登文章,指小沈陽是“最低俗的中國人”。“我是純爺們!”小沈陽接受《新聞周刊》訪問時辯解說:“我只是想讓自己的表演逗大家笑而已。” 中新網的文章配有“純爺們”的劇照:照片中其手舉一牌上書“我是處男”,倒是與文章內容加了更為有力的注解。
此文援用《新聞周刊》的分析說:“這種現象來源于中國對性愈來愈寬容,黃腔段子和跟與性有相關的話題,逐漸走上臺面,成為中國公眾談話的內容。”分析非常到位,直指根源。這也與前段時間廣電總局領導的“低俗點名”有某種默契。前面的分析潛在說明,“逐漸走上臺面”是非常貼切的,某些低俗的東西,正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登堂入室的;是社會的“開放”給“純爺們”們提供了舞臺,在某一類節目或文藝進入公眾視野前,僅注重其表面的效果,而不注重深層的內涵,導致了一些低俗節目應運而生進而紅紫一時,而冷靜思考下來,帶給我們的恰恰是毒品效應。其實,新聞周刊的這句話還可以從“鳳姐”的話找到呼應:“不是我低俗,是社會低俗”。
按中國人的觀念,美國才是“性開放”、“很亂”的國家。按其價值標準,“純爺們”在美國的表現應該是正常的,是不應該扣上一頂低俗帽子的。然而,為何說小沈陽是“最低俗中國人”?
先說說“純爺們”的反應。美國新聞周刊贈送這頂桂冠,估計純爺們心里很不舒服。畢竟這個“最低俗”與其現實地位極不相稱,并且也會影響到其發展。如果按照侵權責任法的規定,說不定會有一場官司打一打。純爺們的反應是辯解:我只是想讓自已的表演逗大家笑而已。
要說逗笑能逗到這個程度,的確不簡單。因為,那要從十幾億中國人中篩選出逗笑精英,然后從不知名的小人物,走上央視的星光大道,為全中國的同胞奉獻笑聲,為中國的文化事業之發展,注入新鮮血液;當然,也為“改革”后的二人轉大加宣揚。這“登堂入室”的過程可謂艱辛,其中涉及的某些問題或規則,只有業內人士知道。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這是《憲法》序言里的首句。我們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我們曾有著令世人贊頌的文明。可以說,中華英豪輩出,特別是辛亥以來,革命英烈的革命史及其歷史背景下相伴而生的革命文化,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辛亥革命以來,舊帝制及與其相伴的封建文化土崩瓦解,新的“民主”文化成為人們的追求。如果我們能把“光輝燦爛的文化”始終保持并發展,不讓低俗與邪氣沾染,中國人會更加自豪。
具體到現實中來,我們不能不謹慎地看待低俗這個問題。簡單地說,美國人談的這個“純爺們”已成了國際問題。“最低俗的中國人”與“低俗的中國人”僅是一字之差,認真思考,這不是對我們的批評嗎?
對于批評,我們要把它視為糾正錯誤的動力。如柏楊先生《丑陋的中國人》一樣,雖然言辭鋒利,但利于治病;雖然一度被禁,但時間證明,那是一面非常好的鏡子。既然我們被人家批評,我們就要想著有一天得到贊頌。所以,在是不是低俗的問題上,新聞周刊說的絕不是小沈陽一個人。
我們燦爛的文化在哪里?文化是一個集合概念,雖然我們多次引用文化,多次以“先進文化”或落后文化來適用它,但若具體表述,的確是一個難題。
1982年,世界文化大會在《總報告》和《宣言》中,對文化含義做了如此描述:“文化不僅包括藝術和文學,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價值體系、傳統和信仰”;“文化賦予我們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賦予我們判斷力和道義感,從而使我們成為有特別的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們正是通過文化辨別各種價值并作出選擇。人正是通過文化表現自己、認識自己、承認自己的不完善、懷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義和創造出成果,由此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這是最新的文化定義。它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價值體系、傳統和信仰;好的文化是能引起個體或群體反思的文化,超越自我認識的局限,有判斷力與道義感,從而使我們有區別于冷血與自私的動物,而是有人性的、理性的與充滿愛的高級動物。中國“登堂入室”的文化,應始終奔著這樣的目標而努力。
“最低俗的中國人”,這個稱謂令人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