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演藝明星的國籍問題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先是趙本山被曝出將舉家移民加拿大的消息，幾經波折之后該消息被否認，本山大叔表示，“我的根在中國，我不會移民。”（11月9日《華西都市報》）緊接著有消息稱：中國的（原本是）國際巨星鞏俐，在補領了身份證、居民證書，11月9日終于宣誓正式成為新加坡公民！（11月10日中國新聞網）
本以為，在娛樂精神至上的時代，“炒作”一下鞏俐、趙本山們的改換國籍，本就是娛樂記者的分內工作。非要讓大家“淡定”地假裝什么也沒看到，泰然自若，那娛樂新聞還拿什么做賣點？但仔細觀察關于這類消息的民間輿論，卻感覺有些不對勁呀：改革開放30多年了，張鐵林、王姬、陳凱歌、陳紅、顧長衛、蔣雯麗、寧靜、徐帆、斯琴高娃……改國籍的明星已經一火車一火車的了，我們為什么還會依然如此的“緊張”，如此的動氣？
對于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騰訊網做了一項問卷調查，表示“反對，這是不愛國的表現”的，竟然高達64.77％；表示“不關心”的26.06％；表示“支持，這樣有更好的發展”只有9.17％——雖說鞏俐成為新加坡公民我們犯不著支持，卻也犯不著有近65%的去“反對”吧？尤其是以“不愛國”的名義！在趙本山被曝要移民加拿大之初，很多人也很憤怒，甚至高呼“漢奸”二字，真是讓人恍若隔世，在老趙非常識趣地表示不移民，且說出“我的根在中國”這樣讓國人很“順氣”的話時，網上又是一片好評——“好樣的老趙，沒有忘本，還很愛國！”
原以為，在這些年一個個明星投入“外國籍”懷抱之后，國人的“國籍觀”應該有所改觀：改不改國籍是每個公民的自由，每個人都有權作出自認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在全球化時代，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外人沒有理由說三道四，咸吃蘿卜淡操心。而看了趙本山、鞏俐引發的“國籍風波”之后才知道，我們的態度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有人說，這是弱民心態的體現，我們好不容易用遙控器捧紅了一個明星，也讓他賺得缽滿瓢滿，現在卻突然要成為“人家”的了，怎不徒增感傷？有人說，改國籍本沒有什么，真正讓大家心里不舒服的，應該就是他們改了國籍后卻仍然回到中國來賺“我們”的錢，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有人說，明星們換國籍被齟齬，根本的原因是大家把它與某種特權掛了鉤，“鞏俐換個國籍比我們換個省籍還容易”，教我們如何能心平氣和？這些微妙的心態或許都是有的，但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原因似乎也不能忽視：在更換國籍的問題上，我們似乎總處于“順差”狀態——一個個“精英”排著隊領了別國的身份證，卻少見別國的“精英”排隊來領中國的身份證，這讓我們的心態尤其顯得“脆弱”起來。試想一下，若好萊塢的史泰龍、施瓦辛格、斯皮爾伯格中的哪一個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我們的輿論將是怎樣的亢奮？
這種所謂的“順差”狀態與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有關，但更應該看到的是，與我們公民所能享受的各種權利有待加強也有關。有人分析，為什么內地一些明星愿意拿香港護照？除了香港護照在很多國家免簽證，方便藝人周游列國拍戲登臺之外，香港人繳的是香港特區的稅，稅率低很多——這是一種很現實的利益取舍，那些要加入歐洲美洲國籍的也不排除有類似的考量。還有，為什么一些港臺地區的大牌明星雖然有機會加入外國國籍卻主動放棄？如果國籍本身不會有阻礙自由發展的羈絆，或許對他們也沒有太大的誘惑力——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要以自由看待發展。一個生命力旺盛的社會，是應該有能力靠權利保障、遷徙自由、機會均等、社會福利等多種手段來吸納更多的人才與仁財的。
多年之后，我們依然會對明星們加入他國國籍而大動肝火，與其說這是一種國民心態不健康的表現，毋寧說培植健康心態的社會現實土壤還有待完善：手持外國國籍與中國國籍，在中國究竟會受到怎樣的不同對待？究竟能享受到哪些便利的待遇？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真的緊張明星們是加拿大人還是新加坡人嗎？我們是緊張這種國籍“順差”的背后，還有多少自由的權利可以挖掘。如果大家都有能力選擇自由遷徙，并最終以利益衡量之后毅然地選擇“留在我的祖國”，到那時，明星們的國籍問題，也就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