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的邊緣

對于美國來說，他太“歐洲”，對于歐洲來說，他又太商業。

《施拉德論施拉德》
[英]凱文·杰克遜編 黃淵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版
定價：35元

范坡坡 撰文
 
　　“不管我干什么工作，都必須是自由職業，必須要想辦法戰勝制度，自己當自己的老板。做生意，如果你能有屬于自己的好產品，你就能自己當老板，做藝術，也是一樣”。在《施拉德論施拉德》這本書的17頁，施拉德如是說。在好萊塢這個巨大的“工作單位”，施拉德從事著自己的自由職業，時而是影評人，時而是電影編劇，時而是電影導演，時而是戲劇編劇。

　　這本書中談到失敗的電影計劃遠比“電影館”的其他導演系列多得多，一方面可以說施拉德是個文思泉涌，靈感無限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弱勢邊緣，不受肯定的導演。他在不停地嘮叨：制片人如何蠻橫，演員如何刁鉆，一個項目從馬龍·白蘭度手上轉給達斯汀·霍夫曼，然后再次告吹與艾爾-帕西諾合作；寫了一個劇本，觸及精神病、舞男、毒販，連自己都知道無法獲得投資。

　　保羅·施拉德出身于加爾文教家庭，宗教信仰使他在18歲以后才被允許看電影。大學時代就開始寫影評，當時他在小眾電影院觀看了布烈松的《扒手》，深受這部影片影響。在美國電影人中，他酷愛歐洲電影，這使得他有了不同于大多數美國影片的風格。施拉德并沒有因此左右逢源，而是如此頻繁地處于兩頭不討好的尷尬境地：既不甘心只做編劇，又不能成為優秀的商業片導演；支持好萊塢商業體制，卻又不能在電影中全然附和；對于美國來說，他太“歐洲”，對于歐洲來說，他又太商業。《美國舞男》中出現同性戀角色本來出于善意，卻遭到同性戀團體反對；《三島由紀夫》在日本禁映；《豹妹》票房慘淡，施拉德承認，“我確實有點兩頭不到岸：那是一種想兩者兼得的嘗試，希望它既是部優雅的電影，又是部恐怖電影。但是，恐怖片的觀眾跑來說：‘嘿，這看著不像恐怖片，它不適合我們。’而偏愛細膩作品的觀眾也跑來說：‘嘿，這只是部恐怖片。’”后來的《驅魔人前傳》更是因為不夠恐怖而使制片人勃然大怒。

　　可是施拉德并不是一個失敗者。他的個案在美國電影中非常獨特地存在著。正如封底評論所說：“新好萊塢有了他，才打通連接歐、美電影血緣的任督二脈。”難以忘記《美國舞男》的結尾，正是對《扒手》的一種致敬。更著名的是他編劇的《出租車司機》，主人公查韋斯明顯受到歐洲電影而催生出來。“查韋斯的孤獨或憤怒并非來自社會的壓力，那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憤怒。”這部影片成就了馬丁·斯科西斯在新好萊塢電影開拓性的地位，和羅伯特·德·尼羅的影帝旅程。《憤怒的公牛》、《基督的最后誘惑》更驗證了這對黃金搭檔的默契。《基督的最后誘惑》拍完不久，馬丁想要重拍《惡人與美人》，并且提出與施拉德聯合編劇。“我為你寫過三個劇本了，我不準備從現在開始當你的聯合編劇”，施拉德如是回復，也因此暫別了與馬丁的合作。直到十年之后，馬丁再次約會施拉德，支支吾吾才說出由他改編《穿梭鬼門關》的邀請。這其實觸及編劇在好萊塢的尷尬地位，多年后美國編劇大罷工，施拉德肯定也參與其中。

　　某個角度說，編劇才是施拉德的職業，因為這是他能夠賺到錢的工作。自己做導演的影片，常常因為資金有限甚至放棄酬勞，給別人寫劇本成為謀生方式。他說，“你瞧，就我真正想拍的那類電影而言，我并不覺得我能靠它們吃飯，你必須對這個商業世界有所兼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