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之痛,國家之殤。2008年5月19日,14點28分,汶川震后“頭七”之時,“國哀”首日,旗幟半舉,汽笛嗚咽,舉國忍聲。三萬四千多亡靈,地下有知,在天有靈。十三億同胞,與天地同悲,共山河失色。默哀時分,早報評論員與妻子面朝西北,肅立窗前。當警報響起,汽笛聲聲,妻子雙手合十,淚如雨下,早報評論員同樣滿目淚溢。舉凡國人,華夏兒女,此時此刻,必有一慟,為那三萬多名死難者,為所有中國人,為中華民族。此時此刻,這是無須忍受的悲痛,更是不必壓抑的哭泣。此時此刻,號哭不是軟弱,撫胸難掩悲愴。
汶川震后,這是第一次,以國家儀式的方式舉國同悲。多少平凡和睦的家庭,在地動山搖的一瞬間,就骨肉分離。多少可愛的小孩,從得救的那一刻起,便成為孤兒;誰在風雨中擲地有聲:“只要有一線希望,就要做百倍努力”;誰在流淚中跪地高呼“我還能再救一個”;誰頭枕大地狼藉,冒死拼命挺進;誰在山崩地裂的一剎那張開雙臂,翼護住她的學生;誰在廢墟下堅守,讓生命的奇跡成為可能?那些失卻疼痛的亡靈,今夜何處安魂;那些肉裂骨折的傷者,是否得到救治。那些被掩埋或失蹤的人們,是否仍擁有向生之門?
共和國建國以來,這是第一次,國旗可以為平民而降。十年前亦即1998年洪災過后,每一次在媒體公開提出“國旗為誰而降”的郭光東先生在5月18日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每每重大災難導致中國公民傷亡的時刻,總有人反復提起“國旗為誰而降”的問題。十年間,雖說國家領導人之外,國旗也曾為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三名殉職記者而降,但總覺得當時的政治考量更多一些。只有此刻,中國國旗才算真正第一次為普通公民而降。“十年后感慨系之,只愿天佑吾民,平安年年!”
在華夏民族五千年歷史上,這也是第一次,黎民百姓可以配享國哀。三天全國哀悼日,下半旗,鳴笛志哀,奧運火炬暫停,娛樂活動取消。這樣一種隆重的悼念形式,我國傳統視為“國喪”。
歷經苦難的中華民族,這也是每一次,以公共政治的形式,表達對于生命的珍重。僅以地震災害為例,“5·12”汶川地震也不是我們曾經強度最大或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發生的唐山大地震,震級7.8級,震中烈度11度。致24萬余人死亡,16萬余人受傷。我國歷史上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最大的一次地震,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1月23日)夜間發生在陜西渭南一帶和山西蒲州等地的強烈地震,死亡83萬多人。現代科學家推斷,當時的地震強度為8至8.3級,烈度為11度。
三分鐘。多少古往今來,多少滄海桑田,多少云散風流,這一刻,我們終于可以哭,可以志哀。民族有多少苦難,歷史的表情就有多凝重與肅穆。曾任美國總統的約翰·肯尼迪說過的:“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要看它培養了什么樣的人民,還要看它選擇對什么樣的人致敬,對什么樣的人追懷。”如果說多難興邦,我們更不能對苦難避重就輕。如果說生生不息,我們更需要從苦難中汲取力量。我們肅立,任憑涕淚縱橫。我們的哭泣,是對生命應得尊嚴的欣慰,對國家應有表達的贊同,對政治應有良知的認同,是對“生命至上”文明法則的期求,對“以人為本”政治倫理的追尋。是一種悲愴的祭奠,一種真誠的致敬,一種堅強的表達。
死難者必將以死難的方式賜福生者,幸存者必將以哀痛的方式領受祝福。三分鐘默哀,中華民族必將在對苦難的共同承擔中獲取關于自身命運的密碼。三分鐘之后,活著的人們,要好好活著。
截至5月19日12時,汶川大地震已造成34073人遇難,245108人受傷,世界為之動容,神州因而失色。這段日子,我們每天在為整個災難做詳細記錄,此間內心之痛,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們還發現,有相當一批民間詩人的情感在網上恣意流淌,我們小心翼翼地摘錄下來,為這段歷史留下重要補白。時間倉促,未能與諸位作者一一聯系,謹向他們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猛安謀克熊貓
粵以戊子之年,丁巳之月,勢陷西南,地震蜀中。陰陽失序,乾坤顛覆,山岳崩于一瞬,屋廈頹于頃刻。其勢波流千里,雖京畿、甘陜、江浙、兩廣亦有搖撼之感。蜀人受禍慘甚,死傷萬計,而以汶川、北川二縣為最。
當是時也,蒙童習于鄉庠,冠者作于其所,忽聞崩裂之響,魂飛九霄,紛做鳥獸走。已而天噬稀光,地裂血口,飛沙蔽日,風云色變。鄉人欲逃而無路,欲求援而音信全阻,環顧左右,瓦礫橫堆,覆人無數。地動之聲、風吼之聲、奔走者驚呼之聲、未死者呻吟之聲相織塞于四野。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昔我樂土,今為亂墳,數萬生靈,飛做劫灰。嗚呼,稚子何辜,庶黎何辜,竟遭罹難!誠天意所為,則天可喪也!
未幾,噩耗驚動寰宇,國人奔走相告,舉世大哀。溫家寶總理即刻親赴震區部勒諸部火速救災,曰:“救人為先,余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