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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歌世博”2008 上海世界音樂周即將舉行之際，多位嘉賓來到上海音樂廳，為聽眾介紹當今“世界音樂”的狀況。而他們無一例外地對中國的“世界音樂”在世界唱片市場上所占的微不足道的份額表示了悲哀，并對中國原生態音樂的現狀深感憂慮。
薩頂頂的音樂獲得了世界音樂領域里的大獎，但關于中國“世界音樂”的真正所指，卻并不是很清晰，連念起來都有點拗口。事實上，“世界音樂”概念“創立”至今僅20 年的歷史，起初完全是因為唱片業發展的需要。1987 年的國際流行音樂唱片會議上，各大國際唱片公司發現，越來越多的音樂既不屬于流行，也不屬于古典，為了推廣和營銷，大家把這些無法歸類的音樂統一劃入“世界音樂”的門類。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著名音樂學者田青指出， “世界音樂”這個名詞其實來源于歐洲中心論，是近20 年來歐洲文明“自省”的標志，是反對歐洲中心論的歐洲人發現了在歐洲之外的音樂。中國的音樂可以分為文人音樂、宮廷音樂、民間音樂和宗教音樂，其中民間音樂占了極大部分，這些都可以算是中國的“世界音樂”。
越來越多東西面臨永遠失傳
在“放歌世博”2008 上海世界音樂周（4 月30 日-5 月5 日在上海音樂廳舉行）之際，主辦方特意邀請了幾位嘉賓展開講座，為觀眾普及世界音樂的相關知識。
藝術評論家、展覽策劃人李旭并不是音樂工作者，而是個“世界音樂”迷，光是收藏的唱片就有近千張，興許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李旭竟是數位嘉賓中唯一聽說過薩頂頂的。雖然還沒聽過薩頂頂的音樂，但李旭說：“能得獎，總歸是件好事，對推動民族音樂的國際形象有好處，幫助恢復民族自信。我們不能只有一個薩頂頂，而是要出幾百個薩頂頂，這樣才能比較，誰在利用當代技術的同時，沒有丟失民族靈魂。”
李旭將自己的“世界音樂”聆聽經驗比喻為“爬出了井底來看天”。上世紀90 年代初期， “新世紀”（NEW AGE）音樂興起風潮，音樂里常有大量的民族音樂的元素。“著名的Enigma 就是靠格魯吉亞圣歌做背景，先采樣再進行后期電子混音制作。他們甚至在第二張專輯里，采用臺灣高山族阿美系的音樂做素材。”李旭就是那時候冒出來一個想法：聽拼貼出來的東西，不如直接去聽原材料。于是，他一下子發現了一個“巨大的世界”。
“原先概念里所謂的音樂，是音樂工業的產物，都是經過制作人、星探的尋找，經過包裝，經過專業操作的。我發現，包括流行音樂、爵士音樂都是高度市場化的東西。”李旭說，“而很多搞世界音樂的音樂家，并不是職業音樂人。他們是‘素人’，不是為表演而學出來的。在中國，除了漢族基本失去了能歌善舞的能力，許多少數民族本身就是非常擅長演唱、表演、玩樂器的，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李旭認為，世界音樂概念的出現，可能來源于西方主流音樂出現了創作危機，但在尋找市場空間時，卻的確引起了文化上的新關注。從90 年代至今，國外音樂商店內“世界音樂”的領地，已經從原先一個小柜臺，變成按地域細分為非洲、拉美、中東、中亞等等好幾排的一大塊區域，說明唱片工業對這個市場的信心，也說明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逐漸被拋棄。
聽世界音樂，往往不僅是音樂，還與當地的宗教、文化、歷史息息相關。“比如信仰喇嘛教的地方，西藏和內蒙雖然地域相差得遠，但他們的音樂有點像，發聲的方法也有點像。”李旭說，“反過來說，我們應該利用這個好機會，主動出口中國文化。然而，在國外的音樂超市，中國民樂非常小，有很多拉丁、非洲、伊斯蘭的音樂，但中國的音樂很難買到。”
世界音樂分為采樣派和錄音派。采樣派排斥錄音棚里的后期制作。純粹的采樣派會帶著所有設備，不遠千里到發源地，他們認為，在歌者的家門口錄，狀態最好，這樣采來的音樂比在錄音室里唱出來的真實。然而李旭在國外的唱片店發現，許多中國音樂，比如遼西秧歌，居然是由歐美的音樂公司出版的。他們深入中國腹地，先我們一步采樣，很可能以后中國人要花錢買他們的版權。在中國，越來越多的民間老藝人紛紛去世，許多段子本身無人記譜，若無傳人，就等于永遠失傳了。“就像《詩經》、《樂府》那樣，現在只能是亂唱了。”李旭感嘆。
“就我所知，有些音樂人在用自己的錢，幫助建立一些音樂事業。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錢，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