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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狄倫的七段航程」去年在金馬國際影片觀摩展中亮相，轟動一時。
去年的金馬國際影展，美國傳奇歌手巴布·狄倫的傳記電影「巴布·狄倫的七段航程」，絕對是影迷、樂迷最期待的影片之一。然而全片映完，不少人只覺莫名其妙：狄倫的抗議歌手形象哪里去了？怎么連Blowing in the Wind都沒聽到？
對大多數國人來說，抗議（反戰）歌手、Blowing in the Wind，幾乎就等于狄倫。正由于這有限的認知，狄倫被凝固成60年代的一個符號，彷佛僅供憑吊的活化石。然而狄倫如果只有這樣，他就不是狄倫了；今年的普利策獎特殊貢獻獎，也不會獻給他──盡管公認「狄倫不需要普立茲，是普立茲需要他」。
那么，狄倫到底是誰？「七段航程」以六位不同膚色、性別、年齡的演員詮釋狄倫的神來之筆，或許正可回答這點：狄倫難以定義，他像電影交錯復雜的結構一般變化無窮，甚至各演員的演出角色都各有其名，不叫狄倫。你看到的狄倫，只是來自不同向度的觀察，而他根本「不在那邊」（「Im not there」，原片名）──他已奔得更遠。
狄倫少年時抱著木吉他彈唱的模樣。
又「波」又左的狄倫
狄倫的抗議民謠源頭，來自美國左翼民謠之父伍迪·蓋瑟瑞（Woody Gurthine）。1959年，18歲的狄倫首次聽到蓋瑟瑞的歌，「如聞百萬噸炸彈引爆，從此人生丕變」，一度決定「只唱蓋瑟瑞的歌」。然而很快有樂界人士點醒他，太多人學得比他好，模仿毫無意義。
事實上，狄倫的背景與工人出身的蓋瑟瑞差距甚遠。在自傳「搖滾記」中，狄倫自述「從小到大總在等待自己的時機」，并在大一輟學離家，查找「垮掉的一代」代言人凱魯亞克名作「旅途上」中五光色的大城市，然而蓋瑟瑞則切實經歷過粗礪的土地風霜，流汗流血。
「劍橋大學搖滾與流行樂讀本」也道出狄倫和蓋瑟瑞的差異。「狄倫所在的俱樂部場景，與其說是民謠，不如說是波西米亞社群……他們和享樂主義的關系大于和社會主義的關系。」這預示了狄倫不可能僅走抗議路線。無論如何，狄倫的波西米亞性格與左派養分，即將交織出奇異花朵。
狄倫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造成轟動，傳記電影「巴布·狄倫的七段航程」中，就由「斷背山」希斯·萊杰重現專輯封面這一幕。
「抗議歌手」狄倫
1961年狄倫來到紐約，在俱樂部駐唱出片，并于1963年以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大放異彩，「Blowing in the Wind」被譽為反戰國歌，「Master of War」被選為史上最佳抗議歌曲，「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則被認為預覽冷戰時代。
然而，狄倫數次否認他人對他的詞義詮釋。他說自己只是自然發抒心聲，并非以抗議為宗旨，但「抗議歌手」卷標仍揮之不去。隨著他在金恩博士「我有一個夢」演講后演唱、發行「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專輯后，他更儼然成為反戰、民權運動代表，越來越多人追著他「給這個時代解答」。
自傳中，狄倫屢次強調受夠被神化為「反叛的老大」、「抗議的祭司」，更厭煩媒體甚至瓊·拜雅要他出面「擔當一整個世代的良心」。他這么咆哮：我不是任何事或任何人的代言人，我只是個音樂人！
轉向搖滾樂的狄倫
狄倫以一把木吉他、一只口琴，樹立民謠創作歌手的標準形象，影響甚至遠及臺灣70年代的「唱自己的歌」運動，但他對音樂的想像并不僅此。在紀錄片「Dont Look Back」中，24歲的他多次聲明：我不是民謠歌手。
那年，他推出首張搖滾專輯「Highway 61 Revisited」，并在新港民謠音樂節將木吉他插電演出，氣得民謠大老彼得·席格差點用斧頭劈掉電源線，不少觀眾更怒斥他背叛民謠。這股反對烈焰，在1966年著名的亞伯廳演唱會中，一位觀眾高罵狄倫「猶大」掀到最高潮。
臺灣公認的狄倫行家馬世芳指出，狄倫結合民謠及搖滾，催生全新樂種「民謠搖滾」，不但突破音樂類型限制，更是60年代各領域打破分類、重新融合的濫觴。
搖滾樂也受重大啟發。貓王帶動的搖滾樂，原本限于感官層次，被狄倫提升到精神層次，影響The Beatles等新秀，奠下搖滾樂深度。
游走各樂種的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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