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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與施南生婚變的傳言，終于等來了當事人的回應。為新作《女人不壞》舉行的記者會上，被問及對自己影響最深的女人時，徐克毫不猶豫地說出施南生的名字，而當時施南生就坐在臺下。如果這一番表白還略欠精準的話，前兩天面對記者，徐克再次剖解婚變傳言：“真不真不重要，我覺得事實跟大家沒關系，我跟施南生30年前就已經決定這樣，我們結婚不結婚，沒有公布過，現在我們還是堅持原則，不必要解釋也不必要澄清，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既然他們不一定當真注冊結婚，也就無所謂是否婚變，至于他們兩人當下的關系形態到底是什么模樣———和“30年前”一樣。其余的，就任憑旁觀者揣測了，當然，“事實跟大家沒關系”。這一套太極拳，打得一點不動聲色。
兩個人的關系，其實有千種形態，不一定拘泥于我們平素喜聞樂見的那些樣貌，也不一定全都能用群眾普遍接受的家庭倫理標準來要求。徐克和施南生相識30年，是不是恩愛夫妻已經不重要，他們更多是事業伙伴關系，這關系有時候比夫妻關系更加牢靠。畢竟，他們兩人都不只是作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而存在，不只是天地鴻蒙時候的那一個亞當和那一個夏娃，他們作為影人的屬性大過他們作為男女的屬性，在事業層面上的結合與恩愛，要比單純作為男與女的結合和恩愛更為牢固。既是恩愛夫妻，且是事業伙伴，兩相均衡，當然好，如果無法取得均衡，先取事業伙伴身份，別的再說。夫妻遍地都是，作為“香港電影”不可或缺部分的徐克和施南生，僅只一對。
蔣雯麗、顧長衛夫妻倆，也正向著這條路進發。前年《孔雀》未映，緋聞先行，蔣雯麗面對媒體，表現十分大方得體。但經此一役，顯然她也意識到了危險性，這樣在家里“等好本子”，漸漸就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劉巧珍，她要進入他的事業中，在里面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叫他知道，“吹糠見米現新糧”，她有她的好，是旁人不能企及的。為此，她不避嫌疑、不顧危險，務必要成為他事業的一份子。為了演《立春》，她增肥30斤，學意大利語、捷克語、德語和包頭話，甚至學歌劇、練鋼琴。她甚至即將以導演身份，開拍自己的處女作。她必須是他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他站在一起。
這危機四伏的欲望世界里，恩愛夫妻既然不如事業伙伴更有約束力，那就改作后一種關系好了。所有人都必須如此，不斷調整自己與身邊人的關系，從沒有一勞永逸。
